劉天賦 整理
本文整理各種相關史料，包含書籍、報紙、文章、論文，並佐以口訪，嘗試描述岡山地區在清治、日治，及戰後各時期「特種行業」的情形。
清治：男女比例不均與來臺士兵的經營
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」，是清治時期的諺語，描寫當時臺灣漢人社會男女失衡的現象。清國政府自1683年取得台灣後，唯恐台灣成為反清的基地，故禁止移民者攜帶家眷渡台，直到一百多年後，1788年林爽文民變事件平定後，才解除禁攜眷令。又再過了近一百年，1875年沈葆偵上奏請求解除關於臺灣之各種禁令，才完全解除禁止清國人無照渡臺的命令。[1]
清治時期臺灣的娼妓業，依1833年來台的官員湖南人陳盛韶記載，由於臺灣單身漢多，臺灣的娼妓業相當發達，窮鄉僻壤也都有：
「臺灣民多鰥曠，淫風流行。匪特城市為然，窮鄉曲巷無地不有」。[2]
清國做為一個古代政府，由於其軍士兵管理與政府經費的制度問題，導致許多士兵到臺灣後，必須私下在軍營外做各種包含嫖賭鴉片在內的交易賺外快。為防臺灣人叛變，清國守衛臺灣領土的軍隊成員，幾全是來自對岸福建的已婚男性。清國為防止這些福建士兵來臺後與臺灣人合作叛變，來臺的士兵都必須是已婚，來臺時眷屬需留在福建作為人質，不得同行，而且在臺當兵三年就必須調回福建。
福建士兵被派往臺灣，必須要有很多同袍出錢資助才能成行，而這些士兵在臺灣的三年，由於生活苦悶又沒人管，大多把賺來的錢花在嫖妓、賭博、抽鴉片上，自制力不佳的沒有存到錢反而在這期間欠更多錢，回福建也沒錢還。[3]比較利害自制力強的士兵，則是努力想辦法利用身分，在台灣多賺些錢。
「渡臺之後，兵丁散處各營，往往賄屬營弁，私出經商，或開張小典舖，或為人店夥，或包娼包賭，開設鴉片烟館……」。[4]
現代人無法想像的是，來臺士兵由於宿舍不足
，有的士兵必須住在民宅，這些與平民同住的士兵，往往賄賂長官，請槍手頂替其士兵工作，自己則在軍營外賺錢。有的士兵包娼之餘與妓女同居，還有士兵賄賂長官，到民間靠著自己是國家軍人的身份，經營娼館賭場賣鴉片，造成當時娼妓遍佈全島。[5]
許雪姬的研究就指出，清治末期台灣的社會風氣有三大特性，嗜利、淫亂、好鬥逞勇。[6]古代政府並不管理民間的商業，當時的阿公店街的娼妓業應該是呈現無政府狀態的散落街內各旅店。
清治大岡山地區的軍事據點
清治時期，私出經商的士兵就在各鄰近聚落包娼包賭，雖然由於清政府並不管民間商業行為，無任何資料，但軍事單位越多，士兵當然就越多，士兵越多，娼妓也就越多。
到1720年，大岡山地區屬「南路大營」，最大的軍事單位是位於現在路竹一甲的「康篷林汛」，其下設有4 個塘，半路竹、大湖、岡山、陂頭。位於大社區的「觀音山汛」下有8個塘設於大岡山區，分別是中衝崎、竿蓁林、北領旗、小店仔、角宿、援勦右、赤崁、彌陀港。
大岡山地區自1721年朱一貴民變後，成為重要的軍事防守區域，分別由「城守營」與「南路大營」駐守，還特別設「岡山營」，共計14汛7塘。鳳山縣屬於「城守營左軍」，其中位於大岡山的有2汛7塘，2汛是岡山汛與康蓬林汛，7塘是岡山頭塘、岡山腰塘、岡山尾塘、狗勻崑塘、南安店塘、大湖塘、半路竹塘。「南路大營」與大岡山有關的有6汛，分別是石井汛(今燕巢深水)、打鹿潭汛、小店仔汛、竿蓁林汛、二濫汛、濁水溪汛。「岡山營」設有城守左軍守備1人，隨防把總1人，士兵180人；共有6汛，岡山頭汛、岡山腰汛、岡山尾汛、槺榔林汛、半路竹汛、大湖汛。[7]
林爽文民變在1787年平定後，清國在臺灣增兵1200名，大岡山駐守的軍事單位大致如同前期但人數增多，由於不是本文重點，不再多談。有興趣的朋友可從國家圖書館網站，下載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料學系碩士盛世豪的論文，〈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〉。
日治：政府介入管理與「公娼」制度
日本打敗清國取得臺灣，從1895年6月17日舉辦台灣始政式，到1896年3月31日，是所謂的「軍政時期」，不予許日本民間人士來台，當時只有極少數日本女性來台，而這些女性幾乎都是娼妓。
1896年4月1日進入「民政時代」後，最初渡台的女性仍幾乎都是藝妓娼婦，臺灣第一家日式娼館「初音亭」就在臺北艋舺開業，當時這些女性都賺了大錢。總督府於同年6月8日發布〈娼妓取締規則〉，開始實施與日本本土相同的，以「管理」為主要目地的「公娼」制度。[8]臺灣的政府自此開始管理風化業，日本的管理制度影響深遠，戰後的國民黨政府仍然大致採用。
在討論岡山地區日治時期的風月史前，我們先了解一些這時期的專有名詞，並以當代臺灣華語解釋。
日治政府將這些有女性陪伴的男性娛樂方式統稱為「接客業」，陪伴的女性工作者為「接客婦」。「貸座敷」的現代臺灣用語是「妓女戶」，「料理屋」是「酒樓」，「飲食店」是「餐酒館」，「カフヱー、珈琲店」(當代日文都寫作カフェー)是譯自「café」，意謂「西式酒吧」，「喫茶店」才是現代的「咖啡店」。
在這些場所工作的女性名稱各自不同，在「貸座敷」上班的是「娼妓」，在「料理屋」與「飲食店」上班的有二種，「藝妓」是以賣藝表演歌舞為主，「酌婦」是以侍應陪酒為主，在「カフェー」的是「女給」。[9]
日治前期的娛樂現象：特種行業一支獨秀
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，娼妓業除了清國留下的台式以外，新增了日式的店家，這些新式的娛樂，讓臺灣男人大開眼界，只要願意去鄉下地方開店，生意都會非常好。
如前段所述，日治初期來台的女性多是特種營業的小姐，1912年在阿公店的日本女人也也主要是接客業的小姐。1912年3月的阿公店，日本內地人有44戶199人，大部份是官員及郵局地政所公職人員，日本平民只有10多人，他們的職業除了開雜貨店與代書以外，就是女性的「接客婦」。[10]
岡山在1920年代前，應該在岡山街區有開設了兩間以上的料理店。1918年有新聞報導指出，從岡山火車站到打狗火車站（今打狗驛故事館）間，當時只還有楠子坑（楠梓）站與橋頭站，這幾個火車站，每次列車停靠，都有藝妓酌婦三五成群的上下車，原來她們是坐火車到這幾站的料理店上班。以楠子坑站為列，在楠子坑有2間共43位藝妓酌婦（當時人口更多的岡山應該是會更多間），這些料理店顧客主要是這些地區的男性，每個晚上都大聲喧嘩喝酒猜拳玩樂，警官要經常去制止。由於在這幾站的料理店消費，不論是只和藝妓酌婦純喝酒聊天或是「帶出場」，價格都只有臺南市的一半，所以生意相當好。[11]
日治的前30年，雖然岡山在政府的建設下逐步現代化，但只有做到硬體與「食衣住行」的現代化，在「娛樂觀念」仍然還未現代化。所以在1926年的岡山，只有一家撞球場，而年青人以「出入娼寮」為唯一「慰藉」方式。[12]
硬體的現代化容易，但軟體的、人的「娛樂活動」現代化則要花更長的時間。古代勞動者無人權，從早做到晚，現代化後工作時數逐漸減少，有了多出來的時間做休閒娛樂活動，娛樂業的需求與項目才越來越多元，現代人花更多時間在休閒娛樂。顯然當時老一輩的岡山人還未意識到新世代岡山人已與他們不同，所以岡山第一間戲院「岡山座」才會在日治33年後，1928年才出現。
1930年後「大建設」造成的特種行業大發展.JP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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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山歷經日治前期交通建設之助，岡山有火車站及縱貫線經過，4條台車線載運山產漁獲到此轉運交流，在1930年代後成為大岡山地區物產進出樞紐。1930年代後期，1936年岡山由庄升格為「岡山街」，1937年成立的「高雄要塞」包含全岡山，1938年設立「高雄飛行場」，1939年成立「海軍六一航空廠」。[13]各種建設把岡山打造成南進的基地，每天有數萬人在此工作打造航空城，造就了岡山在此時期的爆發性的極度繁榮，作為當時主流娛樂的「特種行業」，也呈現大爆發的現象。
1930年代到1945年戰爭結束，岡山有多少人在此活動？1945年3月，光是在岡山的「海軍61航空廠」員工，就超過一萬五千人。[14]當時岡山的人口大概二萬，若再加上其他單位，如到岡山海軍工員宿舍受訓的「臺灣少年工」，協助各種宿舍建築工事的勞動者，相信白天在岡山活動的總人數應不下五萬人。
我們由下列兩則1940年代前後的報導可以看出，當時岡山的大建設使得越來越多人在岡山出入。1939年1月18日《臺灣日報》報導，〈躍進率全島一，岡山郡下酒、煙草，十三年中の賣上成績〉。1938年12月煙草的消費比去年同期增加三成，酒增加26%。[15]1941年1月8日《臺灣日報》報導，〈乘降客とも新記錄を作ゐ岡山驛新春の雜踏〉，1941年1月1日至3日，在岡山火車站上車的人為9758人，比去年同期為多4000人，成長了將近7成！由於岡山火車站不大，每列列車乘客在街役場(今第一銀行)前縱貫道(今岡山路)上排着約50公尺長的隊伍，而且車站內外擁擠不堪。[16]
此時期由於岡山人口越來越多，負責管理的警察課加強了對特種行業人員的「管理」與「教育」。1933年1月17日，岡山郡警察課在公會堂為岡山郡各地60名娼寮妓女辦理「衛生演講」，由岡山庄長兼公醫的楊縛擔任講師。[17]岡山郡警察課在同一年也有在半夜至聲色場所臨檢的報導，是到橋頭派出所管區，結果在橋頭的三間料理屋，賽花樓、萬花樓、寶美樓，抓到16名無照娼妓，對樓主與無照娼妓罰款。1934年，岡山郡警察課與岡山庄辦理「保甲役員及女子簡易國語學習會」，教「岡山所在地娼寮妓女」學習「國語」，目的在使她們成為「理想的職業婦人，國語使用，生活向上」。[18]
1935年底，岡山街的所有接客業店家辦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活動，據說吸引兩萬人前來觀賞，顯示岡山特種行業的興盛狀況。岡山神社於12月9日辦理鎮座祭，正式落成啟用，鎮座祭的繞街遊行活動，協辦的的在地料理店有新福月樓、聚仙樓、醉鄉樓。[19]12月10日，「岡山郡料理屋珈琲店飲食店組合」與「岡山工商會」主辦「岡山郡下藝妓酌婦女給聯合運動會」，在岡山神社運動場舉行。[20]從新聞報導來看，其實是在辦變裝遊行，但是所有岡山的藝妓、酌婦、女給都出來參加，想必鶯鶯燕燕大有看頭，據估計當日來自所有大岡山地區的觀眾，人數不下二萬人。[21]
伴隨著戰爭的準備與開始，1936年後的岡山，據估計，除了在此居住的近2萬人以外，每天都有2萬餘人在此工作，岡山各行各業都蓬勃，花柳界生意好到還請台北的優秀女給南下到岡山服務。1939年的新聞說，「迎來了聖戰的新春，岡山的花柳界非常活躍，在車站前的「岡山カフヱー」，從北部聘請了優秀的女招待，「服務受到好評。」[22]
1930年代岡山的「カフヱー」珈琲餐酒館
台灣在日本的現代化(歐美化)統治下，歐式生活滲透到生活各層面，使得接客業也「摩登化」，1930年代，台灣的接客業除了原有的台式與日式，新增日文寫作「カフヱー」(英文café)的西式料理店，女服務生的年齡更年輕，由大多14歲至25歲的女性「女給」服務。用現代的角度，這種店其實就是西式的餐酒館，除了賣咖啡(コーヒー)，也販賣各種酒精飲料。[23]
珈琲店的硬體設備元素，主要是西式洋房外觀，播放爵士樂，有霓虹燈與吧檯。很多的珈琲店是由日式家屋改造，或是把原本料理屋的裝潢改成西式，就是珈琲店了。珈琲店最重要的是服務的「女給」，這些服務生為顧客提供「戀愛遊戲氛圍」，有去過女僕店的人大概可以想像理解。開設在勞工集中區的珈琲店，對硬體設備不會太講究，強調的是價格低廉與女給「露骨的誘惑」。1930年代中期後，由於珈琲店越開越多，許多店家以各種情色手法誘惑來拉客人，使得珈琲店有質變的現象。[24]
依筆者目前找到的史料，曾出現的有「岡山カフヱー美人座」、「第一カフヱー支店」、「カフヱー岡山樓」，「岡山カフヱー」。岡山至遲在1933年出現珈琲店，第一間珈琲店的店名為「岡山カフヱー美人座」，強調有吃有喝又有「女給」坐陪的服務。[25]
岡山有開過多少的珈琲店不得而知，但岡山在1935年就已成立了特種行業的聯合會，「岡山郡料理屋珈琲店飲食店組合」，想必當時已有很多的珈琲店。
跟台灣各地一樣，許多岡山的料理屋酒樓發現大家喜歡西式摩登裝璜，就跟上風潮，將原本屋內部份日式空間改裝成為西式。譬如，第一樓開設「第一カフヱー支店」，岡山樓開設「カフヱー岡山樓」，又名「岡山カフヱー」，還曾引進台北的女給到岡山服務，應該是其中最有名的。
平和路的「寶美樓」料理屋
筆者收集日治1920年代起的各報紙元旦「新年賀正」的廣告資料，整理岡山各種「料理屋」的資料，依出現年代列出如下，福月樓、聚仙樓、貴賓樓、大崗旅館料理部、寶美樓、郡英樓、新福月樓、醉鄉樓、第一樓、吾妻旅館支店料理屋、花月料理屋、凌雲閣等。
「寶美樓」在中街，位於高再祝醫師建安醫院的對面，後期改名為「寶美食堂」。[26]高昌醫師女兒高雪貞(與林恩魁醫師結婚)回憶，高昌醫師的建安醫院最初是在梓官，1933年遷至岡山路，在此之前，每個星期日她由母親帶著，坐梓官到岡山的台車，到岡山長老教會做禮拜，然後到寶美樓用完中餐才回梓官。[27]大概是因為餐點賣得太好，後來以賣餐為主，由「寶美樓」改名為「寶美食堂」。
1941年以後，岡山出現只提供食物的「食堂」，計有在岡山街「本通リ」(即今平和路)提供「各種料理、各種冰類」的「大東亞食堂」，小野金一的「末廣食堂」，強調簡易定食的「光ル屋」，及後協的「愛國食堂」。大概是因為開始管制各種聲色享樂，而在岡山工作的數萬人中午大多只是要吃個午餐，並沒有請女服務生作倍的需求。而緊臨六一航空廠的後協，為了就近服務上萬的員工，也出現了許多食堂。
開元街的「岡山樓」、「醉鄉樓」、「朝鮮樓」、「福月樓」
開元街由頭到尾有四間料理屋，岡山樓、醉鄉樓、朝鮮樓、福月樓。[28]以上這幾間料理屋大都是二樓有門相通的建築，隔成許多大小不同的包廂，客人在一樓櫃台點菜，也有可以點藝妓酌婦若干人，然後到包廂談生意，藝妓與酌婦則到包廂陪客人喝酒聊天。
岡山樓的入口在開元街1號，但主體在民生街2至12號，以及開元街1號至5號，是岡山最大的二樓建築料理屋，曾附設戰後成為「金谷旅社」。
「醉鄉樓」初見於1939年，也是在開元街，但位置不詳，只有在1944年《臺灣日報》看到其地址為「岡山街302番地」，[29]依現在地籍資料，約合開元街25至37號。但地主戰後初期出生的莊先生表示，這塊地一直是泥土地，不可能有料理屋開設。醉鄉樓的前身應該是1934年的「春乃家」內地式料理屋，兩者電話同樣是「26番」。
岡山的「朝鮮樓」位於開元街40號至48號，有5間的長度。房屋最大特色是二樓陽臺，可以看見在此工作的女性在此乘涼或招攬客人。朝鮮樓意謂工作人員大多是由朝鮮族女性所組成。朝鮮娼妓在1920年代出現於台灣，1923年在全台遊廓已皆有「朝鮮樓」。[30]
福月樓在1927年就已出現，位於今開元街53號至59號，有4間，是很明顯的「辰野金吾」式、紅白相間的建築設計。福月樓電話是11番，1942年後有新出現一間「花月料理屋」，電話也是11番，推估在在1940年後，福月樓「日本化」，改名為花月料理屋。[31]
路竹一甲人王開運曾為文記載福月樓娼妓酌婦「羅阿秀」的的坎坷人生。[32]本姓張的羅阿秀是北投農夫之女，搬到大稻埕後因為當地風氣的感染而從事賤業，後來南下到東港、鳳山上班。16歲在鳳山上班時，認識了父親在做代書的內地人相澤， 因兩人相愛，羅阿秀遂「脫籍」與相澤同居。沒想到還來不及結婚，相澤不久就因肺癆而去世，羅阿秀只好離開相澤家，「下堂求去，重抱琵琶於岡山福月樓，……」。[33]
規模最大的「凌雲閣」
在所有料理屋中，面積最大也最高，格局完整的是「凌雲閣」，位於開元街尾的南邊，今溪東路10之號到10之5號後方土地，台灣人稱之為「遊廓酒家」。
凌雲閣是當時岡山最高級的料理屋，以日本人顧客為主。該建築全部木造，有二樓建築，大門前有日式庭園與水池，木造建築圍成方形，且面對阿公店溪。凌雲閣由於是日產，在戰後充公，後來成為岡山中學的教師宿舍，校長就住在建築的二樓，建築在1980年代拆除。
王開運曾經有兩首詩談及凌雲閣，〈贈凌雲閣歌妓有金〉：「客裡逢卿盡一杯，美人原自稻江來。倘能移住孤山去，解與花枝合姓梅。」[34]；〈失題〉：「凌雲樓閣聳南臺，朱楹明窗四面開。記取廿年勤奮志，今朝得意醉金罍。」[35]
經過筆者比對，第一首詩是王開運為在新竹市凌雲閣上班的娼妓「有金」所寫，[36]第二首詩由於第一句就指出，是在「南臺」的凌雲閣，故應是指岡山的凌雲閣。
維仁路「第一樓」
第一樓如果還在，現在的地址會是「維仁路197號」，位於維仁路仁壽醫院以南，英雄冰館以北。第一樓的門口上有「岡山商工會公會堂」的文字，因為第一樓是日治時期「岡山郡岡山商工協會」出資興建的會館，除了會館辦公室以外，其他空間就是第一樓的營業場所。
「岡山郡岡山商工協會」最初成立於1928年（昭和3年），由吳瑞泰擔任會長，王查某擔任副會長，[37]但後來因為多數會員未繳費而停擺。到了1935年，有4位商人陳情復會，於是在8月23日，在庄長楊縛的協助下開會討論復會。[38]楊縛後來接任新會長復會，所辦的第一個重要活動，就是在12月主辦新落成的岡山神社的「岡山神社祭記念」，12月8日主辦「岡山聯合大賣出」的市集活動，12月10日，協助「岡山郡料理屋珈琲店飲食店組合」，主辦「郡下藝妓酌婦女給聯合運動會」。[39]
楊縛接任岡山商工協會會長後，集資興建當時岡山適合開大型會議的空間，第一樓在1938年完工啟用，[40]是包含岡山商工協會開會場所，由協會合資經營的料理屋，最大的特色是「宴會場完備」，是岡山第一間歐式現代化磨石子建材的二樓建築。
一樓入口大樓向內退縮至五、六公尺，天花板上有巨形樑桁作視覺修飾，地板的面磚隨主軸線而變化，以六角小面磚鋪成……。[41]
二樓有大會議廳供岡山各商業巨頭在此開理監事會議，其他空間以木板隔成小房間，像其他料理屋一樣，可以吃飯飲酒請酌婦作陪。由於在1930年代後期興建，除了日式料理屋的生意，也有「第一カフヱー支店」。
第一樓在戰後停業，由阿蓮來岡山發展的代書林歡鬱購得，其子林吉市自中國醫藥大學畢業後，第一樓成為「林吉市醫院」，可能是當時岡山最大間的私立醫院。由於林吉市與家父熟識，筆者大概國小五年級以後都在此看病。曾在二樓開刀，記得是個很大的有手術檯的空間，大概就是原本的會議室。林吉市醫院後來擴大規模，在後方蓋大樓，醫院正門改為壽天路55號，原本第一樓的部份不再做醫院的用途，後來成為倉庫。林醫師曾做到「高雄縣義消榮譽總隊長」，後來移民美國。
第一樓在2007年10月拆除，筆者在拆除前幾天入內拍攝，留下她的最後身影。
[1] 陳慧先，〈清初臺灣棄留論與渡臺禁令〉，《臺灣學通訊》65（2012年5月），頁 14- 15。
[2] (清)陳韶盛，《問俗錄》(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7)，頁76。
[3] (清)陳韶盛著，(日)小島晋治譯，《問俗錄：福建・臺灣的民俗與社會》(臺北市：武陵，1991)，頁106。
[4] (清)杜彥士，〈通籌臺灣利弊以靖海疆疏〉《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》(臺北市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1)，頁23。
[5] 許雪姬，《清代臺灣的綠營》（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87），頁363-369。
[6] 許雪姬，《清代臺灣的綠營》，頁376。
[7] 盛世豪，〈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〉。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，2013。
[8] 竹中信子著，蔡龍保譯，《日治台灣生活史—日本女人在台灣(明治篇1895-1911》（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07），頁39-53。
[9] 陳姃湲，〈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。17卷第3期（臺北：2010.09），頁119。
[10] 〈阿公店之近狀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2年3月6日。
[11] 〈亭旗熱鬧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8年10月12日。「亭旗」應寫做「旗亭」。
[12] 〈岡山庄に劇場を新設豫算は六千圓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日刊第5版，1926年3月9日。
[13] 邱睦容等，《轟鳴未曾遠去：從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到岡山醒村》(臺北市：蔚藍文化，2022)，頁60-61。
[14] 曾令毅，〈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(1920s-1960s〉，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，博士論文，2018），頁 145。頁249。
[15] 〈躍進率全島一
岡山郡下酒、煙草 十三年中の賣上成績〉，《臺灣日報》，1939年1月18日。
[16] 〈乘降客とも新記錄を作ゐ岡山驛新春の雜踏〉，《臺灣日報》，1941年1月8日。
[17] 〈衛生講演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年1月17日。
[18] 〈娼寮妓女講習國語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4年5月17日。
[19] 〈岡山神社鎮座祭日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12月12日。
[20] 〈岡山特種運動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12月7日，。
[21] 〈岡山郡藝酌婦女給十日聯合運動會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12月13日。
[22] 〈岡山〉，《臺灣日報》，1939年1月12日。
[23] 廖怡錚，《女給時代—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》(臺北市：東村出版遠足發行，2012)，頁11-13。
[24] 廖怡錚，《女給時代—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》，頁24-25，34-35，56，180。
[25] 〈廣告〉，《臺南新報》，1934年1月1日。
[26] 楊春鳳、劉天賦，〈繁華破壞一瞬間：日治末期的岡山街生活〉《高縣文獻第24期岡山采風》，頁175-180。
[27] 謝大立、廖惠如，《莿帕中的百合花》(台北市：台灣神學院出版社，2008)，頁40。
[28] 楊春鳳、劉天賦，〈繁華破壞一瞬間：日治末期的岡山街生活〉《高縣文獻第24期岡山采風》(鳳山市：高縣府，2005)，頁184。
[29] 〈醉鄉樓〉，《臺灣日報》，1944年1月8日，4版。
[30] 張曉旼等，〈欲望的邊緣地景：娼妓們的非日常生活〉《看不見的殖民邊緣：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》(臺北市：玉山社，2012)，頁61。
[31] 對比資料發現，電話是「11番」的福月樓在1940年後未再看見，但在1942年後出現電話同樣是「11番」的「花月料理屋」。
[32] 王開運(1889-1969)曾臺南市協議會議員(1928-1935)，路竹庄庄長(1931-1935)，臺南市會議員(1935-1945)，戰後曾任臺灣省第一屆臨時省議員。
[33] 王開運，〈花叢小記，1931年12月26日〉《王開運全集雜文卷》(台南市：台灣文學館，2009)，頁260-261。發表於《三六九小報》，1931年12月26日。
[34] 王開運，《王開運全集詩詞卷》(台南市：台灣文學館，2009)，頁27。原文發表於《三六九小報》，1931年4月13日。
[35] 王開運，《王開運全集詩詞卷》，頁169。
[36] 王開運，〈花叢小記，1931年4月13日〉《王開運全集雜文卷》，頁220-221。
[37] 趙祐志，《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(1985-1937)》(台北縣：稻鄉，1998)，頁19。
[38] 〈岡山商工協善後對策按先開磋商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8月8日。
[39] 〈聯合大賣〉、〈特種運動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12月7日。
[40] 第一樓的廣告於1939年才出現。
[41] 林秀美主編，《看見先民的智慧—高雄縣歷史古蹟導覽手冊》(高雄縣：高雄縣政府，1996)，頁40-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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