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天賦
台灣僅存的岡山籃籗會廟會市集，第3次的日期是在農曆9月14至15日的「岡山義民爺」祭典。岡山義民爺是紀念那一個事件，有數種說法但未有定論，本文從「台灣義民信仰」的文史角度，找尋產生岡山義民爺的最大可能事件。
筆者認為，從臺灣義民信仰的發展與岡山地區民變事件的發生日期來推論，在壽天宮中附祀的義民爺應是為紀念在1838年農曆9月，發生在本地區的「張貢民變」期間，為保衛阿公店街而犠牲的義民。
本文先簡述台灣義民信仰的發展，然後再以田野調查證明，臺灣各地義民信仰祭典日期皆不相同，但皆為「事件在此地發生之日期」，由岡山義民爺祭典日期來倒推，佐以史料證明，在眾多岡山地區發生或被波及的民變事件中，只有「張貢民變」發生在農曆九月。本文的月份皆為「農曆」，不再註明。
「義民」與其信仰的發展
台灣清治時期才出現的「義民」族群，是由於政府對台灣軍事控制力薄弱而出現的民間自衛武力。在民變發生時，為了補充政府兵力不足的問題，各商業聚落為保護身家性命財產安全，以政府補助或自籌的經費，雇用民兵保衛庄頭，防止土匪的入侵或攻擊，這些庄頭保鑣。
「值變亂之時，民之從官殺賊者，名曰『義民』；有義民首以領之。義民每月餉費……由官籌給，並畀火槍、戰器、棚帳等物，隨大軍而剿賊。歷屆變亂，多得其力。亦有地方紳富自己招募義勇從大軍以殺賊，不費公帑，僅官給旗號戳諭者。」[1]
清治台灣後，漢人逐漸移入，漢人移民以男性單身漢「羅漢腳」為主，部份來台發展不好的人，成為社會邊緣人或游民，做乞丐或搶匪的無本生意。清政府為了同時解決兵力不足及羅漢腳變成游民的問題，鼓勵由各聚落富人出錢聘請羅漢腳為庄頭保全，平時晚間顧庄頭防夜盜，民變時幫忙打土匪，又可以防止他們變成土匪。
1838年起擔任台灣兵備道（最高軍政官員）的姚瑩就描述過，聘僱游民一舉數得的好處：「鄉勇宜募。台灣游民日眾，平時剽悍；及小有蠢動，則不待賊招而自赴。否則，各成一隊，乘機焚掠，府、縣城廂內外尤多；蓋城市繁眾，為姦民聚集所也。向來辦此郡兵事者，每遇有警，則道、府、廳、縣各有出貲廣募鄉勇；名為備用守城、擊賊，實則陰收此輩養之，免其作賊耳。」[2]
台灣義民族群的最初記載，始於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，朱一貴的變民在5月攻下台南府城，台灣的政府軍隊被完全消滅，軍隊直到6月中旬才重新抵臺。在政府兵力真空時期，支持清政府的義民發揮了巨大的功能，事後六堆地區成立「忠義亭」，功能類似戰時的軍事指揮所，[3]「忠義亭，在港西里西勢莊。康熙六十年，總督覺羅滿保為粵莊義民建。凡有公事，會議斯亭。」[4]
與義民信仰相關廟宇的出現，是在林爽文事件結束後，由於乾隆皇帝在事件為感謝義民組織，發送廣東籍（客家族群）義民「褒忠」與福建籍（閩南族群）義民「旌義」匾額，台灣聚落開始出現義民的奉祀祭拜。「事平之後，勛勞卓著，由統兵大帥奏請格外從優議敘。其蹈義而死者，則奏立旌義祠，歲春秋致祭焉。」[5]
義民祭拜日期即為「當地發生事件日期」
臺灣目前的義民信仰大致可分成「褒忠(客家語)」與「旌義(福佬語)」二個系統，「褒忠系統」的龍頭是新竹縣新埔鎮褒忠義民廟，有許多分香至臺灣各地的新義民廟；「旌義系統」的義民廟則散居臺灣中南部，各自運作，他們的祭祀神名稱、紀念事件、祭祀日期，與祭祀方式，皆未一致。
新竹縣新埔鎮褒忠義民廟其分香之廟，他們主要的祭典為義民節「中元聯庄祭典」，時間為農曆7月18日下午至7月20日，祭祀紀念在1786年林爽文事件中犠牲的義民。
由於「旌義系統」未有統一龍頭，故各有各的祭祀方式與時間，名稱、神明形態也都各自不同。以下列出三個資料完整的義民廟來了解。
雲林北港「義民廟」紀念林爽文事件在乾隆52年（1787）農曆5月30日，賊兵設計夜襲北港，賊兵一入營區，大肆砍殺，有108位義軍全部罹難。次年乾隆皇帝御賜「旌義」匾額，並改諸羅為「嘉義」以資褒揚，地方士紳出資建亭，名為「旌義亭」。1862年戴潮春事件時，北港義民軍及政府清軍，同力擊退戴潮春同黨。這次義民軍死難有蔡水等36名，同時葬在「旌義亭」兩旁，於是將「旌義亭」擴大為「義民廟」。現在於每年農暦5月30日（或29）舉行「義民公普」紀念殉難義士。[7]
跨高屏溪兩岸的「義勇公」由「六庄十二村」輪流祭祀，時間是每年農曆10月初一及初二，紀念在林爽文事件期間，六庄的「義民首」許廷耀在1787年農曆10月初一深夜，帶領義民保衛六庄而中計犠牲的英勇事蹟。現在六庄每隔六年舉辦較大型的祭祀，期間的每五年則是各庄頭自辦。[8]在《鳳山縣采訪冊》【庚部】列傳有詳細記載。[9]
高雄內門紫竹寺在正殿右方附設「義民祠」神房，供奉書寫劉明元等51位內門鄉先民的「義民神祇」神主牌，紀念1831年(道光12)張丙之亂在農曆12月期間發生在內門的動亂。當年張丙在嘉義起事，鳳山縣許成趁機作亂，10月13日在觀音山響應張丙，紮營於今燕巢角宿，10月14攻打阿公店被千總許日高擊退，月底攻打鳳山縣署也遭擊退，12月初攻打內門，在8日被官軍逮捕後斬首。在12月初的亂事中，內門有多位庄民犠牲，在地的監生游思賢倡議在紫竹寺內立祠奉祀他們，紫竹寺於每年農曆12月2日舉辦祭典。[10]
從前述各例可知，各地的義民廟或祭祀日期，都是紀念在某次當地重大民變的日子。此一法則源於義民廟的成立性質，義民廟基本上包含了死難者骨骸的墓塚以及祭拜他們的宗教建築，含有臺灣民間「有應公」信仰的脈胳。成立義民廟不止解決了各個民變死難義民的祭祀問題，也解決了部份無法放入國家昭忠祠義民的問題。清代臺灣官府成立昭忠祠祭祀陣亡官兵，民間建立義民廟祭祀陣亡的平民義民，兩者相互配合。[11]
在「岡山」、「阿公店」周邊發生的民變
臺灣在荷蘭鄭成功時代，是海盜商業集團的基地，在成為清國領土後，成為與中國大陸地區一樣的盜匪世界，而臺灣由於還有羅漢腳的社會關題，使得臺灣經常發生民變，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」。
在每年九月十五日辦理祭典的岡山義民爺信仰，絕不是橫空出世，我們只要找出發生在岡山周邊的民變，然後再找到在九月發生的民變，大概就可以得到答案。清代最接近岡山又最常被記錄發生民變的地區，就是「岡山（地區）」，也就是現在的「大小崗山地區」，只要此區有亂事，阿公店街也幾無例外會被波及。
清代的大崗山地區，是「暴動多發地」，清治時期第一次的民變，1684蔡機功民變，起事地點就在小崗山，民變發生在10月19日，據說聚集2000餘人，至11月初1日，由興化總兵吳英平率官兵與「土番」(平埔原住民)平定。[12]
只要大崗山地區不平靜，阿公店街就會組織義民防堵變民流竄。1862年4月起事於台中的戴潮春民變，戴潮春派鳳山人劉來成到南部作亂，在大崗山地區「招集岡山賊黨，謀作亂」，臺灣兵備巡道洪毓琛就派官員「設局於阿公店，團練清莊」。[13]
「岡山」發生及被捲入的民變記錄大致有以下事件，1721年朱一貴事件在大崗山發動起事於4月，1732年吳福生事件起事於3月底，1768年黃教事件起事於10月，1782年11月發生陳虎事件，1831年張丙事件鳳山許成趁機附和，10月14攻打阿公店被擊退，1838年9月大崗山地區的張貢糾眾謀反，1855年王辦在10月起事。[14]
由以上的整理可知，岡山地區只有1838年的「張貢事件」在9月期間發生，應就是岡山開始祭拜義民爺的起點。
岡山義民爺紀念在「張貢民變」犠牲的義民
張貢民變事件是「結合偷竊、尋仇、搶掠、抗官」之事件，[15]此事詳細記載於姚瑩《東溟奏稿》的〈審辦南北雨路謀逆結會匪徒奏〉一文中。
從不知名的外地來寄住在大崗山下的張貢，平日遊手好閒結交匪類，專作無本生意。在1838年3月時，他與同伴偷竊莊景的牛隻變賣金錢花費，這次踢到鐵板，莊景除了報官處理，也請同庄的族人跟蹤並試圖抓捕張貢。張貢被逼急後開始謀反，組成了由2位「大哥」領導的10個「旗首」，分成23個「旗腳」，總計召集了64人。
他們在9月10日集合在「山窩岫」(依台語發音推論，應是今田寮區南安里的soaⁿ-hô-siū「山河壽」)，張貢等人於11日前往岡山汛房（今阿蓮區崗山里陂仔尾與營盤）試圖搶奪武器但未成功，然後到瓦廓庄（應在今阿蓮區復安里瓦窰仔附近）等附近地區，勒索食物、搶劫民家，並殺害莊景的族人，計畫在17日起事。地方政府得到訊息後，鳳山縣知縣曹謹與南路營參將余躍龍等官員，即帶200位士兵與100名鄉，勇於13日出發前往捉拿，到達張貢的群眾集合地點，烏合之眾馬上四處逃散。張貢與其黨羽在10月底全被捉獲，此民變就此結案。[16]
史料記載張貢這群匪徒在9月11日後奪取武器與糧食的行動，13日官兵集合前往攻擊山窩岫賊窩，10月底全被捉捕，但很可惜未記錄9月14日到10月底之間發生了什麼事。由岡山義民爺祭典是在9月15日舉辦來判斷，在當年9月15日的晚上，應曾經發生過一群匪徒在夜間進攻阿公店街的動亂，而此時所聘請的義民，必然發揮極大的作用，保護了阿公店街，也有數位因而壯烈犧牲。這些夜晚所發生的事，以及進攻阿公店的路線，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在日治1898年9月，匪徒襲擊阿公店街的事件，[17]筆者認為這種行動的故事與路線，必在高屏地區的土匪土豪間經驗傳承。
在張貢的黨羽被逮捕，事件告一段落後，阿公店街的某位人士到內門時，看到內門紫竹寺在1831年後增設義民祠，回阿公店後與地方領袖討論，於是在庄內主廟壽天宮的右側廂房，留一個位置祭拜民變事件中犧牲的義民，而由於不知道他們的名字，就以雕刻一位身著滿洲官服的神像作為祭拜對象，稱呼為「阿公店義民爺」。
在大社翠屏里翠屏路177號之1，有間由有應公升級的「義民公廟」，義民公的祭典日期為9月16日，按照其廟宇記事內容推論，筆者認為應是同屬張貢民變的犧牲者，在9月15日前後受傷，逃到大社附近死於溪畔，被民眾撿起成為「有應公」小祠。[18]
為何岡山義民爺的史事會失傳？
岡山義民爺的故事為何沒有像內門一樣明確史事紀錄留下甚至失傳？筆者推論，可能是因為事件不大而且傷亡太少，未有官員陣亡，且傷亡者可能只有幾位義民，而且這些羅漢腳約雇人員可能是沒有姓只有綽號或小名的下層民眾。阿公店街如果只受到這樣小型的傷害，是無法比照像目前還存在的義民廟一樣，可以自行刻碑或得官府令牌或神主牌。
久而久之，因為沒有留下戲劇性的故事，阿公店街的頭人逐漸忘了史事，只留下每年9月15日大家一起大拜拜與大吃大喝，感謝義民爺保護阿公店街的祭典。但後來政府換成日本又換成國民黨，日本是在神社拜「日本精神(武士道)」，國民黨是在忠烈祠拜「國民革命軍」，這兩個新政府都有自己的武神要拜，滿清時代的義民爺事蹟，就越來越模糊而失傳了。
至於為何能將傷亡降到如此低，阿公店街的商家是否與長期據領大崗山的山賊有什麼默契，這是另外一個議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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