彌羅港文史協會創會理事長
岡山社區大學榮譽校長
張哲男
一、南下列車的終點站—岡山
1947年（民國三十六年）二月二十七日，台北發生國民政府專賣局巡邏員：葉得根、鍾延州、趙子健、劉超群、盛鐵夫、傅學通等六人，取締婦人林江邁私賣香煙時，沒收了攤販香煙，葉得根持槍毆打，造成街上路人不滿，憤怒群眾包圍巡邏員，卻又被持槍官員傅學通開槍射殺群眾，造成一死一傷慘劇，終至引發罷工、罷市、請願、示威抗暴，最後行政長官陳儀，在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，宣佈戒嚴。
當時就讀台北法商學院（台灣大學法學院前身）的陳淇澤及部份南部學生，為避開動亂，紛紛在三月一日 搭乘火車返回家鄉。誰知火車開到岡山火車站，所有旅客都被趕下，當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輯從壽山軍營，殺進高雄中學、高雄火車站，軍人持槍掃射，造成重大傷亡，因此岡山火車站成為南下列車的終點站。
二、二八事件的遠因
1945年（民國三十四年）十月十五日，美國第七艦隊護送國民政府的，六十二師及七十師部隊，人數超過一萬兩千人，到台灣接收日軍留下的財產、物資。當時中國軍官聽說日本軍人敢死隊，還在基隆與台北之間的山中出沒，因此拒絕上岸，這種貪生怕死的國府軍人，令人失望。當時台灣人民，認為能打敗紀律嚴明的日本部隊，應該是一支雄糾糾氣昂昂的軍隊，誰知道上岸的軍隊竟然是一支衣衫不整、毫無軍紀，肩上挑著鍋、碗、瓢、盆的雜牌軍，讓人失望到極點。
自從國民政府軍隊登陸之後，搶劫事件不斷，發生的型態各有不同。從1945年九月起至1946年二月底，下層軍人只要能輕易搬動的東西，都成為奪取的目標，而較高級軍官，除了佔領豪宅之外，另安排先遣人員，在各港口將日用品及軍用品運往中國。陳儀及親信，將所有工業原料、儲備農產品、砂糖、稻米及日人移交的財產一掃而空，台灣通貨膨脹惡化，一個月薪資賣不到一日糧食。本來在日本投降時，日軍曾囤積了大量糧食，足夠供給二十萬軍隊兩年的儲備存糧，國民政府卻將全數運離台灣，宣稱供應中國的內戰之用（戰前台灣產米量約一百六十萬公噸/年，足夠台灣五百萬居民一年所需）。
日治時期台灣砂糖的年產量，一年超過一百四十萬噸，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，當時中國的行政院長宋子文（宋美齡大哥），即將砂糖大量運往香港私人倉庫，據估十五到六十萬噸之間，無人知道正確數量。燃煤在基隆一帶，年產約三百萬噸，1945到1946年之間後備儲煤，是為供給全台工業所需，結果也全部被運往上海。日本移交的樟腦，四萬兩千到四萬三千噸，僅四百噸在台灣提煉樟腦油，其餘大部分被運出到香港的私人倉庫中。在那個年代火柴是民生的必需品，日本移交三百五十萬箱火柴，也被運往中國造成火柴荒。總總掏空台灣生活物資的情形，讓台灣人民看清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與無能面目。
1946年底（民國三十五年），除了物資缺乏，通貨膨脹之外，加上勞工失業問題日趨嚴重，依據當時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專家估計，失業人數至少有二十萬人（當時台灣五百萬人口的百分之四），其中還不包括低資僱用的工人（生活水準在生活邊緣），因此罷工事件層出不窮。更可惡的是把工作熟練有才能的台灣人調走，而以中國移入的新住民取代，因此造成1946年十月十日 ，高雄台灣鋼鐵公司工人960人與警衛衝突罷工。同年10月二十八日高雄台灣鹼業公司兩千多名工人罷工。高雄水泥廠、台灣開發公司相繼罷工。此時民怨已深，正式埋下二八事件的火種。（以上資料摘自美國喬治科爾手著「被出賣的台灣」一書）
三、陳淇澤岡山蒙難記
1947年（民國36年）三月一日 ，陳淇澤因台北動亂，跟隨南部北上一群學生，乘坐火車返回岡山家門時，家人神色緊張的立刻將他送往高雄縣湖內大湖的姊夫家避難，國民政府認為當時學歷高的知識份子可能領導「暴民」，因此早將學生名冊交給當地警察局，挨家挨戶拜訪。陳淇澤在大湖住了一週左右，由於沒有玩伴，窮極無聊；同時自認沒有參與暴動，就悄悄的溜回岡山，三月七日 晚上九時左右，一群警察接獲密報，就到陳家將陳淇澤帶往當時的「海軍拘留所」（現今的岡山憲兵隊）柳橋路佳來五金行，在拘留所內，赫然見到高雄縣參議員劉朝四被五花大綁，坐在裡頭，另有高雄中學畢業台大法律系學生余仁德、許劍雄、黃友、何英傑、蕭朝金牧師等約四、五十人，心中有中不安的感覺，卻也無可奈何！
拘留期間經常得接受訊問、恐嚇，甚至聽到鄰舍斥罵、挨打、刑求的哀號聲真是度日如年。三月十六日 ，陳淇澤目睹余仁德被檢察官訓斥，並列出多項罪名，要余仁德認罪，惟余仁德不僅不認罪還指責檢察官，未經調查事實，隨意抓人逼供，態度強硬，並拒絕在所有訊問筆錄中簽名。第二天（三月十七日 ）清晨，余仁德、蕭朝金未經起訴審判就被帶到岡山農校大門南側十字路口（現今河華路與壽華路口）執行槍決。據岡山耆老表示，槍決前士兵喝令蕭朝金牧師跪下，惟蕭牧師正氣凜然的說：「我是牧師，只跪父母與上帝，不在無理威脅下下跪！」可惡的劊子手，竟朝蕭牧師雙腿膝蓋關節各射一槍，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法，令在場民眾落淚，也感佩蕭牧師身為台灣人的骨氣。
陳淇澤在岡山被拘留一個多月後，與六十幾位難友，胸前掛上「岡山暴徒」的紙牌，一同押往高雄壽山要塞司令部拘留所（前省立高雄醫院後方）繼續羈押五個多月，最後由台大法學院訓導主任蔡章麟教授，出具承諾保證，陳淇澤未參與示威暴動證明，終究獲得保釋，惟此時陳淇澤已奄奄一息，身體非常虛弱，幸好陳父是中醫師，悉心照料才能度過四年學業。
四、劫後餘生
陳淇澤1926年（大正15年）出生於高雄縣茄萣鄉，在其父親年代，從澎湖移居高雄茄萣。早期憑藉著粗劣的中藥、漢方知識與瞭解，在此地開起了「泰安藥房」抓藥並門診，生意興隆，財源滾滾，家境日漸小康。惟連續生了十個女兒後，喜獲男丁—陳淇澤，在當時傳統保守重男輕女的社會，父母對陳淇澤的寵愛可想而知，因此到了入學年齡，馬上送進頂茄萣公學校，畢業後到台南就讀私立長榮中學，大學考上台北商學院（台灣大學商學院前身），可說求學生涯非常順遂，想不到1947年的「二二八事件」差一點就命喪在國民政府軍人手裡。
1948年台大商學院畢業後，即設法進入台灣銀行總行工作，卻因為北京話不通，溝通不良無法適應，才又轉進台灣省合作金庫，從基層行員做起，歷經二十二年，得以襄理職位退休（1970年）。此時，高雄加工區成衣工廠負責人吳賜保先生，公司正需要財務管理人才，正值壯年（四十四歲）的陳淇澤立刻被延攬擔任財務經理，打拚多年直到退休。
台灣「二二八事件」或「白色恐怖」事件的政治受難者，在歷經多年牢獄之災後，多數人變得緘默寡言，生活空間狹小，人際關係疏離，加上解嚴前經常受到警總、情治人員騷擾，鄰居親友多數疏遠，為了避免影響他人，就全神投入在書畫世界。陳淇澤與涂炳榔就是一個典型，他們繪畫主題多數以宗教人物：觀世音菩薩、耶穌或聖母畫像，鮮少其他創作，避免遭致不必要的罪名羅織，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心靈寄託。當今許多人每到二二八紀念日就勸說受害者：「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後看！」說起來很輕鬆，沒有身歷其境，那種創傷的感覺，實在難以感同身受。期望社會多給予受難者及其後代更多的愛，讓歷史的錯誤不再重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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