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

籃籗會三神明的信仰發展探討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劉天賦

 本文要探討的是,全台僅存的「岡山籃籗會」(廟會),的舉辦日期為何是媽祖、土地公,與義民爺的祭典前一日?這些神明的祭拜為何出現在原名阿公店的岡山街區?他們的出現,與阿公店的發展有何關係?這三位神尊目前在岡山街主廟壽天宮都有祭祀,為什麼?

聚落的發展與信仰的式演變

 台灣在1660年代後,由於來自對岸的福建廣東移民,帶來強勢的漢文化,台灣變成以漢人、漢字、台語,華南農耕為主的世界,新興聚落逐步發展增加,而傳統漢人聚落的發展又與宗教的發展習習相關。
 增田福太郎把台灣移民新聚落與宗教的發展關係分成三個時期,分別是部落草創期,部落構成期,新社會成立期。
 草創期的成員多是獨身男性開墾者,來台後尋找墾首,接受開墾的土地。此時期土地有蟲害、蛇害的問題,外有敵視的原住民,開墾者舉目無親,更加依賴由故鄉帶來的保平安香火及神明。但此時期開墾者各拜各的神,並未有建立寺廟的多餘力氣。
 到了部落構成期,最早的共通宗教都是祭拜土地公與建土地公的小廟,形成台灣各地「田頭田尾土地公」的現象。土地公是賜予土地的財福之神,結合在地平埔族原本就有的「地基主」信仰,配合耕種的春分秋分,在移民社會形成期成為最早的公共的信仰活動,此時期的建築多用竹柱茅頂搭成。
 第三期、新社會成立期的特徵是,聚落成員已分成有財富知識與身分地位的上、中階級,與從事勞役的下層人民,社會功能已開始建立經濟、政治、宗教權力中心空間。原本各自信仰的神明,因為各種因素而興衰起落,各聚落逐漸歸於一尊,成為庄頭廟。[1] 

阿公店街」於18世紀初期形成

 漢人進入岡山平原開墾始於1635年,荷蘭政府在這年發動「聖誕節之役」,在地的平埔族人逃離後,引進福建移民。鄭氏王朝在荷蘭的開發基礎上,以軍事單位屯田的方式繼續開發,此時期本區的新聚落有前鋒、後協、前鋒子等。
 到了1700左右,在〈康熙臺灣輿圖〉中,岡山區地名只有「前鋒營」。[2]1718年,「阿公店」地名首度出現於官方記載,[3]又名「竿蓁林街」的阿公店街,大概就在18世紀初期形成,聚落發展在此時進入第三期。
 在18世紀的100年,阿公店街成為直屬台南府城市場圈的「五級城鎮」。當時的阿公店街是只有一條街道、十幾家店鋪,與一、二百戶人家的街市。同時存在的大岡山地區聚落有半路竹街(今路竹)、二濫街(今三爺里附近)、小店子街(今橋頭)、角宿街(今燕巢角宿里)。[4] 

土地公是最早共同信仰但晚建廟宇

 依文字記錄,雖然直到清領的最後一年,1894年,才有阿公店「福德祠」的記載,但阿公店街應該一直有土地公廟,只是規模不大。而且土地公的春秋二祭,一直是這地區重要的歲時祭典。
 土地公的祭拜日期有二,一是農曆二月初二,一是八月中秋,研究高雄地區最重要史料,1720年出版的《鳳山縣志》在〈歲時〉記載:
 「二月二日,鄉間居民彷古『春祈』,斂金宰牲、演戲祀神畢,群飲廟中,分胙而歸,謂之『做福』。……中秋,祭土地。鄉村里社悉演戲,為費甚奢;倣古『秋報』之義也。[5]
 1764年出版的《重修鳳山縣志》〈歲時〉:
 「二月二日,城市鄉村斂錢演劇,賽當境土神,即奉祈穀之意;盡月乃止。……八月中秋,祭當境土神。與二月二日同;春祈而秋報也。是夜士子群集讌飲;山橋野店歌吹相聞。[6]
 農業社會過中秋的方式,與我們現在工商業社會大不同。農業社會強調感恩土地神明的保佑,讓收獲豐盛,工商業社會(古代則為不做農務的統治階級與地主)則強調浪漫的嫦娥,與吃中秋月餅。
 岡山街的福德祠最早的文字記載出自《鳳山縣采訪冊》,「縣北四十里,屋二間,光緒二十年黃應年董修。」[7]董修二字的意思是「監督整修」,表示阿公店街早有土地公廟,只是由於規模不大又太普遍,未有記錄。
 依日治時期的地圖[8]以及福德祠後方的石碑記載,當時的位置,約當現在的維仁路與壽華路之間南端,當時這個地點就在阿公店街(維仁路)與府城透過水路運載貨品到阿公店的渡口之間,是貨物上下船的熱鬧地方。
 1894年,阿公店街的繁榮終於讓民眾能為土地公蓋新廟宇,但此廟命運一直不太順利。日本剛開始統治阿公店地區,福德祠被政府利用作為「警察署巡查宿舍」。[9]大概像台南義民祠一樣,新政府在統治穩定後將福德祠歸還民間。到了1931年,岡山街役場整治阿公店溪中下游河道,位於河道邊的福德祠大概在那時候已被拆除,1935年岡山神社落成的系列照片中,已看不到福德祠。
 雖然福德祠已不在,但當時籃籗會仍在每年土地公秋祭的前一天,農曆814日,舉行:岡山郡岡山,依例于去十一日即古曆八月十四日。為土地公祭前一日。各種農具。竹編類。黃麻魚網工家具類等。均集散於岡山。為臨時市場。[10]
 阿公店福德祠直到1987年,才在壽天宮後方重新建立廟宇,不過主祭日已改為農曆二月初二的春祭。 

壽天宮是阿公店街的鎮公所

 岡山前峰的主廟是祭拜玄天上帝的龍峰宮,岡山街的主廟祭祀媽祖,這是由於前鋒庄在鄭氏王國時期形成,而阿公店街於清治後出現。鄭氏王朝以玄天上帝為海上守護神,清政府於1683年在施琅的帶領下奪得台灣後,大力推動另一個在福建廣東地區也很有力的航海守護神,媽祖,清治出現的新市街,就多以媽祖為主神。[11]
 壽天宮是阿公店街的庄頭廟,依《壽天宮志》記載,媽祖是1712年自台南大天后宮分靈過來的,[12]當時應只是分靈至阿公店,在民宅奉祀,尚未建廟。
 目前官方記載的壽天宮建廟記錄有數個版本,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於1898年調查資料,壽天宮建立年度為乾隆34年,1769年;[13]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記載的年代是1798年(嘉慶三年,黃協記、吳隆興募建)。[14]
 個人比較傾向壽天宮是在1769年建廟的記載。正如前段所述,阿公店街在18世紀初形成,進入第三期,聚落開始建主廟做為政治經濟中心。此時期也有很多記載可佐證阿公店街的規模。1798年的「募建」,可能是擴大廟宇或換地新建。
 1760年立碑的〈奉憲勒碑〉,顯示阿公店溪流域的運輸以糖、米為主,有極大的商業利益。此碑現保存於後協代天府廟前廣場,主旨在告知民眾不得在府城到阿公店街的河道上蓋糖寮,勒取過路費,影響商業。碑文中有出現「前鋒港」與「二濫港」等河道名稱。「前鋒港」應是指阿公店溪經過當時前鋒庄的北緣河道流域,「二濫港」應是指現在阿公店溪北方支流岡山溪,當時可以到位於現在九空橋北方一公里處己廢庄的「二濫庄」。[15]
 1776年的「築岸序」石碑顯示,乾隆41年,阿公店街頭人及商號,團結治水成功;捐銀商號有「四來號」等20家;監督築岸工程的四位「董事」,洪偶、王圖、楊檀、廖越,應是出身挖子、阿公店、後協、石螺潭的頭人。[16]
 庄頭廟是村落的中心,功能與性質類似鎮公所,庄廟組織就是庄的自治機關。至於經濟部份,壽天宮前的廟埕廣場就是市場,當時每天都有市集活動,[17]「阿公店公斗也在1798年,「募建」壽天宮後一年,設置於壽天宮廟埕,顯示當時商業交易的繁盛。

日治時期最大的祭典是義民爺祭

 我的祖父出生於1908年,屏東東港人,他的父親在他尚未出生時即已過世,曾祖母改嫁,他自小就必須獨立到四處打零工維生。後來靠著畫神像的技能賺了些錢與名聲,大概在1930年前後,到岡山中街開了「壽光社佛俱行」。據說,他對岡山最初最深的印象是,當時每年農曆915的義民爺祭,岡山街的人全都在家門口豐盛的祭拜,是每年度最重要最熱鬧的節日。
 這個說法可以從1931年的新聞報導看出,岡山雖自1930年後廢止爺民爺的祭典,但這一年「街民多者依慣例。備三牲酒禮及演梨園數棚。以為普施,是日家家戶戶宴客」,民眾仍以類似普渡的模式,家家戶戶像作醮一樣的豐盛宴客。[18]

義民即地方自衛武力

 台灣在清治時期出現的「義民」,是由於政府對台灣控制力薄弱而出現的民間自衛武力。在民變發生時,為了補充政府兵力不足的問題,各商業聚落為保護身家性命財產安全,平常則雇用民兵保衛庄頭,防止土匪的打刼或夜間攻擊。
 清治的台灣是移民社會,當時的漢人移民以男性單身漢「羅漢腳」為主,來台發展的不好的人,就成為社會邊緣人或游民,四處流動,成為乞丐或搶匪,成為社會問題。
 當時政府採取消極統治,來台官員素質據說是最差的,「各省吏治之壞,至閩而極,閩中吏治之壞,至臺灣而極」,[19]官員多抱著「三年官二年滿」心態,無心做事,還經常導致「官逼民反」。
 當時的軍隊都是由大陸渡海來台的班兵,素質不佳,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力薄弱,導致大量民變的產生,「三年一小反,五年一大亂」,清治台灣212年,竟發生了70多次民變。[20]

台灣義民爺信仰的出現與府城義民祠

 義民爺的信仰是台灣獨有,在1788年的林爽文民變事件結束,由於滿族皇帝乾隆發放匾額給平定事件有功的各地義民,「旌義」、「褒忠」的匾額給福建籍、廣東籍、與原住民的臺灣仕紳與領袖,強調不分族群的保家衛國意識,在官方的協助鼓勵之下,許多漢人仕紳利用滿族天子御賜匾額的「神聖性」,在各地大量興建了許多不同祭拜模式的義民祠,也提昇了自己在滿人政府中的地位。
 在台南的部份,由於商業組織「三郊」發起組成義民,成功阻擋林爽文亂民攻打台南的行動,1790年(乾隆55),在官民合作下興建義民祠,門口匾額「旌義祠」。[21]
 到了1821年,官方興建祭拜官兵的昭忠祠。從此,官方於昭忠祠祭拜在各種保衛國家戰役中犧牲的官兵,義民祠則祭拜犧牲的仕紳與民兵,後來則聯合祭拜。1852年(咸豐2)福建臺灣道徐宗幹於農曆715日以〈七月中元祭文〉,同時祭拜昭忠祠與義民祠裡保家衛國的英靈。[22]
 在1895年日本領有臺南後,義民祠一度成為政府的官職員宿舍。1902年,臺南三郊當時的負責人王雪農向總督府申請歸還義民祠建築物。19035月,義民祠歸還三郊組合。[23]
 義民祠歸還三郊後,初期的祭拜相當的隆重盛大,1909年舉行致祭,當時是在陰曆817日舉辦。[24]但後來由於三郊內部的管理問題,義民祠於1917年將建築物前段出租予王受祿與黃國棟合作開設之「回生醫院」,[25]位於建築物後段的的神龕被白布圍起來,停止祭拜。
 1941年(昭和16),台南州知事解散三郊組合,拍賣三郊產業,義民祠就這樣子被賣掉、消失。[26]

岡山義民爺附祀於壽天宮

 前面有談到,阿公店街是直屬台南府城市場圈的「五級城鎮」,壽天宮是分靈自台南,同理可推論,義民爺也是來自台南的信仰,而且在壽天宮中受到祭拜。
 清治前期,阿公店北方的大崗山,因為是當時台灣南路和北路的分界線,戰略地點重要,是許多民變的起事地點。清治第二年發生第一次的抗清民變,1684年的蔡機功事件,就起事於大岡山。康熙至乾隆年間,台灣有七個中大型的民變,就有三次是從攻打大岡山下的岡山汛」兵營開始的,分別是朱一貴、吳福生、黃教事件。而林爽文與張丙民變,也波及此區。[27]
 「查岡山、……大湖各處,俱係賊藪,勢甚猖獗」,[28]除了民變事件不斷,大崗山地區的石炭岩洞也是盜匪藏居之地,五甲尾要到阿蓮的民眾經常被搶,這種情形直到日治初期都還是一樣。[29]
 盜賊,也就是民間的武裝集團,普遍出現於全世界的農業社會階段,農村的過剩人口,就是盜匪的來源。另外,來到台灣的羅漢腳,如果發展不順,同樣境遇的人會聚集,心軟的人成為乞丐,心狠的人就成為盜匪。[30]
 緊鄰大崗山的阿公店街,當時的各商號一定有固定經費組織自衛武力,以補政府兵力之不足。這些人力的來源大多是游民與羅漢腳。平時幫忙守夜防止盜匪到庄頭搶劫,民變發生時成為捍衛庄頭的武力。 
 目前對於岡山義民爺的事蹟有流傳幾種說法,除去時代錯誤的鄭氏王國時期傳說,依台灣史的發展來分析,他應是在林爽文事件中,或事件之後的某次民變或盜匪來襲,為守護阿公店街而壯烈犧牲的義民,阿公店街的商家於是仿效台南府城三郊的作法,在林爽文事件後的某個時期開始拜義民爺,但由於街的空間有限,未建獨立的祠廟,神像附祀於壽天宮。
 在1931年的報導,指出當時的籃籗會的商品攤位的空間,是「自同郡役所前,至廟前,及其他街面人山人海。」文中的「廟」,應是指當時在維仁路平和路交叉口的壽天宮。[31]
 1928年以前,有舉行義民爺祭,1929年以後廢止祭典,但「街民多者依慣例。備三牲酒禮及演梨園數棚。以為普施,是日家家戶戶宴客」,民眾仍以類似普渡的模式,豐盛祭拜。[32]
 從府城義民祠的資料可看出,全台各個義民祠的祭拜日並未統一,岡山義民爺為何是農曆915日,有待進一步考證。目前多主張阿公店義民爺是源自1768年的「黃教民變」事件,但這與台灣義民爺崇拜發展史不符,且黃教事件發生時間是1768年農曆101日至1769327日,[33]沒有涵蓋岡山義民爺祭拜的農曆915日。
 義民爺神像在1935年壽天宮被拆除後,和媽祖一樣流落民間,戰後壽天宮重建完成後,回到壽天宮,奉祀於左廂房虎邊。1987福德祠重建後,安座於土地公旁。現在每隔數年,壽天宮都會舉行義民爺祭,由鎮長或區長主祭,繼續發揚保衛鄉土的精神。



[1] 江燦勝主編,增田福太郎原著,《臺灣宗教信仰》(台北市:東大,2005)101-108
[2] 洪英聖編,《畫說康熙台灣輿圖》(南投市: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,1999)30。依考據繪製年代為康煕2443年間。地圖在頁183
[3] 陳文達,《鳳山縣志》(南投市:台灣省文獻館,1993),27。阿公店街當然不是在1718年才忽然出現,在官方記載前,大概有十數年的發展。
[4] 唐次妹,《清代台湾城镇研究》(北京:九州岛出版社,2008),89-99
[5] 陳文達,《鳳山縣志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3),86-87
[6] 王瑛曾,《重修鳳山縣志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3),頁47-48
[7] 盧德嘉,《鳳山縣采訪冊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3),頁188
[8] 吳進喜,施添福,《高雄縣聚落發展史》(高雄縣鳳山市:高雄縣政府,1997),頁191
[9] 溫國良編譯,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(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)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9),236-237頁。
[10] 1935-09-13岡山土地祭前一日.臨時市場之盛況.此種老例得全島未有臺灣日日新報4版。
[11] 蔡相煇,《台灣的王爺與媽祖》(台北市:臺原,1989),頁153-162
[12] 壽天宮編輯組,《岡山壽天宮宮誌》(高雄市岡山區:岡山壽天宮管理委員會,2011),頁31
[13] 溫國良,〈台灣總督府第一次(一八九八年)調查鳳山縣之寺廟略述〉,《高市文獻》,第11卷第2期(高雄市:高雄市文獻委員會,199812月),頁18
[14] 盧德嘉纂輯,《鳳山縣采訪冊()》(台北市:文建會,遠流,2007),214
[15] 吳進喜撰述,施添福總編纂,《臺灣地名辭書,卷五,高雄縣(第一冊)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2000),頁153
[17] 臺灣史料集成編委會編輯,《鳳山縣采訪冊()》(台北市:文建會遠流,2007),頁185
[18] 1931.10.28岡山義民祭及臨時市臺灣日日新報》,4版。
[19] 徐宗幹,〈答王素園同年書〉《治臺必告錄()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會,1997),349
[20] 劉妮玲,《清代台灣民變研究》(台北市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,1983),33
[21] 楊廷理,〈義民祠記〉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會,1999),頁147-148
[22] 徐宗幹,七月中元祭文〉《斯未信齋文編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會,1994),141
[23] 溫國良編譯,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(明治三十五年八月至明治四十二年六月)》(南投市:臺灣文獻館,2003),頁1-10
[24] 1909-9-30〈以慰忠魂〉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,4
[25] 1926-9-04義祠宜修〉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夕刊,4版;〈醫學博士文協支柱-王受祿〉,http://tnissues.pixnet.net/blog/post/70488242。回生醫院於1934年改為由王受祿與姪子王生甫合開。
[27] 陳孔立,《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》(北京:九州,2003),243-246
[28]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,欽定平定臺灣紀略》(南投市:臺灣省文獻委員會,1997),頁221
[29] 相關記載詳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《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案第一冊》(1978)
[30] 高島俊南著,張佑如譯,盜賊史觀下的中國》(新北市:八旗文化,2017),頁21-27
[31] 1931.10.28岡山義民祭及臨時市臺灣日日新報》,4版。
[32] 1935.10.15義民爺祭〉,《臺灣日日新報》,4版。昭和三年以前。每至此節。即盛舉祭典。後因工會員多數提唱()。遂廢止祭典。」
[33] 劉妮玲,《清代台灣民變研究》(台北市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,1983),187-1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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