籃籗會三神明的信仰發展探討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劉天賦

　本文要探討的是，全台僅存的「岡山籃籗會」（廟會），的舉辦日期為何是媽祖、土地公，與義民爺的祭典前一日？這些神明的祭拜為何出現在原名阿公店的岡山街區？他們的出現，與阿公店的發展有何關係？這三位神尊目前在岡山街主廟壽天宮都有祭祀，為什麼？

聚落的發展與信仰的式演變

　台灣在1660年代後，由於來自對岸的福建廣東移民，帶來強勢的漢文化，台灣變成以漢人、漢字、台語，華南農耕為主的世界，新興聚落逐步發展增加，而傳統漢人聚落的發展又與宗教的發展習習相關。

　增田福太郎把台灣移民新聚落與宗教的發展關係分成三個時期，分別是部落草創期，部落構成期，新社會成立期。

　草創期的成員多是獨身男性開墾者，來台後尋找墾首，接受開墾的土地。此時期土地有蟲害、蛇害的問題，外有敵視的原住民，開墾者舉目無親，更加依賴由故鄉帶來的保平安香火及神明。但此時期開墾者各拜各的神，並未有建立寺廟的多餘力氣。

　到了部落構成期，最早的共通宗教都是祭拜土地公與建土地公的小廟，形成台灣各地「田頭田尾土地公」的現象。土地公是賜予土地的財福之神，結合在地平埔族原本就有的「地基主」信仰，配合耕種的春分秋分，在移民社會形成期成為最早的公共的信仰活動，此時期的建築多用竹柱茅頂搭成。

　第三期、新社會成立期的特徵是，聚落成員已分成有財富知識與身分地位的上、中階級，與從事勞役的下層人民，社會功能已開始建立經濟、政治、宗教權力中心空間。原本各自信仰的神明，因為各種因素而興衰起落，各聚落逐漸歸於一尊，成為庄頭廟。[1]　

「阿公店街」於18世紀初期形成

　漢人進入岡山平原開墾始於1635年，荷蘭政府在這年發動「聖誕節之役」，在地的平埔族人逃離後，引進福建移民。鄭氏王朝在荷蘭的開發基礎上，以軍事單位屯田的方式繼續開發，此時期本區的新聚落有前鋒、後協、前鋒子等。

　到了1700左右，在〈康熙臺灣輿圖〉中，岡山區地名只有「前鋒營」。[2]1718年，「阿公店街」地名首度出現於官方記載，[3]又名「竿蓁林街」的阿公店街，大概就在18世紀初期形成，聚落發展在此時進入第三期。

　在18世紀的100年，阿公店街成為直屬台南府城市場圈的「五級城鎮」。當時的阿公店街是只有一條街道、十幾家店鋪，與一、二百戶人家的街市。同時存在的大岡山地區聚落有半路竹街（今路竹）、二濫街（今三爺里附近）、小店子街（今橋頭）、角宿街（今燕巢角宿里）。[4]　

土地公是最早共同信仰但晚建廟宇

　依文字記錄，雖然直到清領的最後一年，1894年，才有阿公店「福德祠」的記載，但阿公店街應該一直有土地公廟，只是規模不大。而且土地公的春秋二祭，一直是這地區重要的歲時祭典。

　土地公的祭拜日期有二，一是農曆二月初二，一是八月中秋，研究高雄地區最重要史料，1720年出版的《鳳山縣志》在〈歲時〉記載：

　「二月二日，鄉間居民彷古『春祈』，斂金宰牲、演戲祀神畢，群飲廟中，分胙而歸，謂之『做福』。……中秋，祭土地。鄉村里社悉演戲，為費甚奢；倣古『秋報』之義也。」[5]

　1764年出版的《重修鳳山縣志》〈歲時〉：

　「二月二日，城市鄉村斂錢演劇，賽當境土神，即奉祈穀之意；盡月乃止。……八月中秋，祭當境土神。與二月二日同；春祈而秋報也。是夜士子群集讌飲；山橋野店歌吹相聞。」[6]

　農業社會過中秋的方式，與我們現在工商業社會大不同。農業社會強調感恩土地神明的保佑，讓收獲豐盛，工商業社會（古代則為不做農務的統治階級與地主）則強調浪漫的嫦娥，與吃中秋月餅。

　岡山街的福德祠最早的文字記載出自《鳳山縣采訪冊》，「縣北四十里，屋二間，光緒二十年黃應年董修。」[7]「董修」二字的意思是「監督整修」，表示阿公店街早有土地公廟，只是由於規模不大又太普遍，未有記錄。

　依日治時期的地圖[8]以及福德祠後方的石碑記載，當時的位置，約當現在的維仁路與壽華路之間南端，當時這個地點就在阿公店街（維仁路）與府城透過水路運載貨品到阿公店的渡口之間，是貨物上下船的熱鬧地方。

　1894年，阿公店街的繁榮終於讓民眾能為土地公蓋新廟宇，但此廟命運一直不太順利。日本剛開始統治阿公店地區，福德祠被政府利用作為「警察署巡查宿舍」。[9]大概像台南義民祠一樣，新政府在統治穩定後將福德祠歸還民間。到了1931年，岡山街役場整治阿公店溪中下游河道，位於河道邊的福德祠大概在那時候已被拆除，1935年岡山神社落成的系列照片中，已看不到福德祠。

　雖然福德祠已不在，但當時籃籗會仍在每年土地公秋祭的前一天，農曆8月14日，舉行：「岡山郡岡山，依例于去十一日即古曆八月十四日。為土地公祭前一日。各種農具。竹編類。黃麻魚網工家具類等。均集散於岡山。為臨時市場。…」[10]

　阿公店福德祠直到1987年，才在壽天宮後方重新建立廟宇，不過主祭日已改為農曆二月初二的春祭。 

壽天宮是阿公店街的「鎮公所」

　岡山前峰的主廟是祭拜玄天上帝的龍峰宮，岡山街的主廟祭祀媽祖，這是由於前鋒庄在鄭氏王國時期形成，而阿公店街於清治後出現。鄭氏王朝以玄天上帝為海上守護神，清政府於1683年在施琅的帶領下奪得台灣後，大力推動另一個在福建廣東地區也很有力的航海守護神，媽祖，清治出現的新市街，就多以媽祖為主神。[11]

　壽天宮是阿公店街的庄頭廟，依《壽天宮志》記載，媽祖是1712年自台南大天后宮分靈過來的，[12]當時應只是分靈至阿公店，在民宅奉祀，尚未建廟。

　目前官方記載的壽天宮建廟記錄有數個版本，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於1898年調查資料，壽天宮建立年度為乾隆34年，1769年；[13]《鳳山縣采訪冊》記載的年代是1798年（嘉慶三年，黃協記、吳隆興募建）。[14]

　個人比較傾向壽天宮是在1769年建廟的記載。正如前段所述，阿公店街在18世紀初形成，進入第三期，聚落開始建主廟做為政治經濟中心。此時期也有很多記載可佐證阿公店街的規模。1798年的「募建」，可能是擴大廟宇或換地新建。

　1760年立碑的〈奉憲勒碑〉，顯示阿公店溪流域的運輸以糖、米為主，有極大的商業利益。此碑現保存於後協代天府廟前廣場，主旨在告知民眾不得在府城到阿公店街的河道上蓋糖寮，勒取過路費，影響商業。碑文中有出現「前鋒港」與「二濫港」等河道名稱。「前鋒港」應是指阿公店溪經過當時前鋒庄的北緣河道流域，「二濫港」應是指現在阿公店溪北方支流岡山溪，當時可以到位於現在九空橋北方一公里處己廢庄的「二濫庄」。[15]

　1776年的「築岸序」石碑顯示，乾隆41年，阿公店街頭人及商號，團結治水成功；捐銀商號有「四來號」等20家；監督築岸工程的四位「董事」，洪偶、王圖、楊檀、廖越，應是出身挖子、阿公店、後協、石螺潭的頭人。^[16]

　庄頭廟是村落的中心，功能與性質類似鎮公所，庄廟組織就是庄的自治機關。至於經濟部份，壽天宮前的廟埕廣場就是市場，當時每天都有市集活動，[17]而「阿公店公斗」也在1798年，「募建」壽天宮後一年，設置於壽天宮廟埕，顯示當時商業交易的繁盛。

日治時期最大的祭典是義民爺祭

　我的祖父出生於1908年，屏東東港人，他的父親在他尚未出生時即已過世，曾祖母改嫁，他自小就必須獨立到四處打零工維生。後來靠著畫神像的技能賺了些錢與名聲，大概在1930年前後，到岡山中街開了「壽光社佛俱行」。據說，他對岡山最初最深的印象是，當時每年農曆9月15的義民爺祭，岡山街的人全都在家門口豐盛的祭拜，是每年度最重要最熱鬧的節日。

　這個說法可以從1931年的新聞報導看出，岡山雖自1930年後廢止爺民爺的祭典，但這一年「街民多者依慣例。備三牲酒禮及演梨園數棚。以為普施，是日家家戶戶宴客」，民眾仍以類似普渡的模式，家家戶戶像作醮一樣的豐盛宴客。[18]

義民即「地方自衛武力」

　台灣在清治時期出現的「義民」，是由於政府對台灣控制力薄弱而出現的民間自衛武力。在民變發生時，為了補充政府兵力不足的問題，各商業聚落為保護身家性命財產安全，平常則雇用民兵保衛庄頭，防止土匪的打刼或夜間攻擊。

　清治的台灣是移民社會，當時的漢人移民以男性單身漢「羅漢腳」為主，來台發展的不好的人，就成為社會邊緣人或游民，四處流動，成為乞丐或搶匪，成為社會問題。

　當時政府採取消極統治，來台官員素質據說是最差的，「各省吏治之壞，至閩而極，閩中吏治之壞，至臺灣而極」，[19]官員多抱著「三年官二年滿」心態，無心做事，還經常導致「官逼民反」。

　當時的軍隊都是由大陸渡海來台的班兵，素質不佳，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力薄弱，導致大量民變的產生，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」，清治台灣212年，竟發生了70多次民變。[20]

台灣義民爺信仰的出現與府城義民祠

　義民爺的信仰是台灣獨有，在1788年的林爽文民變事件結束，由於滿族皇帝乾隆發放匾額給平定事件有功的各地義民，「旌義」、「褒忠」的匾額給福建籍、廣東籍、與原住民的臺灣仕紳與領袖，強調不分族群的保家衛國意識，在官方的協助鼓勵之下，許多漢人仕紳利用滿族天子御賜匾額的「神聖性」，在各地大量興建了許多不同祭拜模式的義民祠，也提昇了自己在滿人政府中的地位。

　在台南的部份，由於商業組織「三郊」發起組成義民，成功阻擋林爽文亂民攻打台南的行動，1790年（乾隆55），在官民合作下興建義民祠，門口匾額「旌義祠」。[21]

　到了1821年，官方興建祭拜官兵的「昭忠祠」。從此，官方於昭忠祠祭拜在各種保衛國家戰役中犧牲的官兵，義民祠則祭拜犧牲的仕紳與民兵，後來則聯合祭拜。1852年（咸豐2）福建臺灣道徐宗幹於農曆7月15日以〈七月中元祭文〉，同時祭拜昭忠祠與義民祠裡保家衛國的英靈。[22]

　在1895年日本領有臺南後，義民祠一度成為政府的官職員宿舍。1902年，臺南三郊當時的負責人王雪農向總督府申請歸還義民祠建築物。1903年5月，義民祠歸還三郊組合。[23]

　義民祠歸還三郊後，初期的祭拜相當的隆重盛大，1909年舉行致祭，當時是在陰曆8月17日舉辦。[24]但後來由於三郊內部的管理問題，義民祠於1917年將建築物前段出租予王受祿與黃國棟合作開設之「回生醫院」，[25]位於建築物後段的的神龕被白布圍起來，停止祭拜。

　1941年（昭和16），台南州知事解散三郊組合，拍賣三郊產業，義民祠就這樣子被賣掉、消失。[26]

岡山義民爺附祀於壽天宮

　前面有談到，阿公店街是直屬台南府城市場圈的「五級城鎮」，壽天宮是分靈自台南，同理可推論，義民爺也是來自台南的信仰，而且在壽天宮中受到祭拜。

　清治前期，阿公店北方的大崗山，因為是當時台灣南路和北路的分界線，戰略地點重要，是許多民變的起事地點。清治第二年發生第一次的抗清民變，1684年的蔡機功事件，就起事於大岡山。康熙至乾隆年間，台灣有七個中大型的民變，就有三次是從攻打大岡山下的「岡山汛」兵營開始的，分別是朱一貴、吳福生、黃教事件。而林爽文與張丙民變，也波及此區。[27]

　「查岡山、……大湖各處，俱係賊藪，勢甚猖獗」，[28]除了民變事件不斷，大崗山地區的石炭岩洞也是盜匪藏居之地，五甲尾要到阿蓮的民眾經常被搶，這種情形直到日治初期都還是一樣。[29]

　盜賊，也就是民間的武裝集團，普遍出現於全世界的農業社會階段，農村的過剩人口，就是盜匪的來源。另外，來到台灣的羅漢腳，如果發展不順，同樣境遇的人會聚集，心軟的人成為乞丐，心狠的人就成為盜匪。[30]

　緊鄰大崗山的阿公店街，當時的各商號一定有固定經費組織自衛武力，以補政府兵力之不足。這些人力的來源大多是游民與羅漢腳。平時幫忙守夜防止盜匪到庄頭搶劫，民變發生時成為捍衛庄頭的武力。　

　目前對於岡山義民爺的事蹟有流傳幾種說法，除去時代錯誤的鄭氏王國時期傳說，依台灣史的發展來分析，他應是在林爽文事件中，或事件之後的某次民變或盜匪來襲，為守護阿公店街而壯烈犧牲的義民，阿公店街的商家於是仿效台南府城三郊的作法，在林爽文事件後的某個時期開始拜義民爺，但由於街的空間有限，未建獨立的祠廟，神像附祀於壽天宮。

　在1931年的報導，指出當時的籃籗會的商品攤位的空間，是「自同郡役所前，至廟前，及其他街面人山人海。」文中的「廟」，應是指當時在維仁路平和路交叉口的壽天宮。[31]

　在1928年以前，有舉行義民爺祭，1929年以後廢止祭典，但「街民多者依慣例。備三牲酒禮及演梨園數棚。以為普施，是日家家戶戶宴客」，民眾仍以類似普渡的模式，豐盛祭拜。[32]

　從府城義民祠的資料可看出，全台各個義民祠的祭拜日並未統一，岡山義民爺為何是農曆9月15日，有待進一步考證。目前多主張阿公店義民爺是源自1768年的「黃教民變」事件，但這與台灣義民爺崇拜發展史不符，且黃教事件發生時間是1768年農曆10月1日至1769年3月27日，[33]沒有涵蓋岡山義民爺祭拜的農曆9月15日。

　義民爺神像在1935年壽天宮被拆除後，和媽祖一樣流落民間，戰後壽天宮重建完成後，回到壽天宮，奉祀於左廂房虎邊。1987年福德祠重建後，安座於土地公旁。現在每隔數年，壽天宮都會舉行義民爺祭，由鎮長或區長主祭，繼續發揚保衛鄉土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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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江燦勝主編，增田福太郎原著，《臺灣宗教信仰》(台北市：東大，2005)，頁101-108。

[2] 洪英聖編，《畫說康熙台灣輿圖》(南投市：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，1999)，頁30。依考據繪製年代為康煕24至43年間。地圖在頁183。

[3] 陳文達，《鳳山縣志》（南投市：台灣省文獻館，1993），頁27。阿公店街當然不是在1718年才忽然出現，在官方記載前，大概有十數年的發展。

[4] 唐次妹，《清代台湾城镇研究》（北京：九州岛出版社，2008），页89-99。

[5] 陳文達，《鳳山縣志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），頁86-87。

[6] 王瑛曾，《重修鳳山縣志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），頁47-48。

[7] 盧德嘉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），頁188。

[8] 吳進喜，施添福，《高雄縣聚落發展史》（高雄縣鳳山市：高雄縣政府，1997），頁191。

[9] 溫國良編譯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（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）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9），236-237頁。

[10] 1935-09-13，〈岡山土地祭前一日．臨時市場之盛況．此種老例得全島未有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4版。

[11] 蔡相煇，《台灣的王爺與媽祖》（台北市：臺原，1989），頁153-162。

[12] 壽天宮編輯組，《岡山壽天宮宮誌》（高雄市岡山區：岡山壽天宮管理委員會，2011），頁31。

[13] 溫國良，〈台灣總督府第一次(一八九八年)調查鳳山縣之寺廟略述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第11卷第2期（高雄市：高雄市文獻委員會，1998年12月），頁18。

[14] 盧德嘉纂輯，《鳳山縣采訪冊(上)》（台北市：文建會，遠流，2007），頁214。

[15] 吳進喜撰述，施添福總編纂，《臺灣地名辭書，卷五，高雄縣（第一冊）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2000），頁153。

[16] 岡山壽天宮網站，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gsstktw/gsstk02/02。

[17] 臺灣史料集成編委會編輯，《鳳山縣采訪冊(上)》（台北市：文建會遠流，2007），頁185。

[18] 1931.10.28，〈岡山義民祭及臨時市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4版。

[19] 徐宗幹，〈答王素園同年書〉《治臺必告錄(下)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會，1997），頁349。

[20] 劉妮玲，《清代台灣民變研究》（台北市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1983），頁33。

[21] 楊廷理，〈義民祠記〉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會，1999），頁147-148。

[22] 徐宗幹，〈七月中元祭文〉《斯未信齋文編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會，1994），頁141。

[23] 溫國良編譯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（明治三十五年八月至明治四十二年六月）》（南投市：臺灣文獻館，2003），頁1-10。

[24] 1909-9-30〈以慰忠魂〉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4版

[25] 1926-9-04〈義祠宜修〉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夕刊，4版；〈醫學博士文協支柱－王受祿〉，http://tnissues.pixnet.net/blog/post/70488242。回生醫院於1934年改為由王受祿與姪子王生甫合開。

[26] 〈臺郡三郊總部水仙宮〉http://crgis.rchss.sinica.edu.tw/temples/TainanCity/westcentral/2108036-SXG。

[27] 陳孔立，《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》（北京：九州，2003），頁243-246。

[28]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，《欽定平定臺灣紀略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7），頁221。

[29] 相關記載詳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《臺灣南部武力抗日人士誘降案第一冊》(1978)。

[30] 高島俊南著，張佑如譯，《盜賊史觀下的中國》（新北市：八旗文化，2017），頁21-27。

[31] 1931.10.28，〈岡山義民祭及臨時市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4版。

[32] 1935.10.15，〈義民爺祭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4版。「…昭和三年以前。每至此節。即盛舉祭典。後因工會員多數提唱(倡)。遂廢止祭典…。」

[33] 劉妮玲，《清代台灣民變研究》（台北市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1983），頁187-18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