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岡山在地白色恐怖事件：彌陀李武昌案、橋頭糖廠案、高雄煉油廠案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劉天賦

　 大岡山地區在地發生的白色恐怖相關事件，其發展到結束的時間在1950年前後。此區在這個時期，曾發展出數個體系，最大的體系是由中共台南市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李媽兜所推展，他帶領本地人李武昌、蘇文安、林益三、許開傳等人，在本地區發展地下組織，有的史料以「岡山區工作委員會」稱之。此系統，據資料記載，主要有4個支部，[1]後來組織逐步被各種方式破獲瓦解，許多人被判死刑或有期徒刑，犧牲者及受難者主要分佈於彌陀、岡山、橋頭、梓官，以及大岡山區南邊的楠梓。

　長期以來對於此案的研究，由於資訊的封閉，都以其中的最大案件「李武昌案」的判決書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二○九○號〉為主，忽略了其實此地區的「橋頭糖廠案」以及「高雄煉油廠案」，也是同一系統的白色恐怖事件。

　拜如今政府檔案開放，本文將整個李媽兜系統在大岡山的相關案件做了儘量完整的匯整，發現此案的相關判決尚有，與蘇文安有關的「蔡福泉等案」、「何阿老等案」，與橋頭糖廠林益三有關的「黃啟明等案」、「柳水木等案」，與高雄煉油廠許開傳有關的「周清連等案」。

　匯整以上判決後，總計涉及「李武昌案」等事件的有68人，其中被判死刑的有27人。

　本文整理受難最多人的彌陀地區，橋頭糖廠案，以及高雄煉油廠案，致於岡山劉厝人劉森田校長及橋頭李榮源主任之事蹟，在上一期的社區雜誌中已整理刊登，不再贅敘。

壹、主導推動的李媽兜

　李媽兜（1900-1953）是台南人，公學校畢業後曾擔任教師、糖廠員工，街役場員工，但都由於好打不平的個性與日本領導階層衝突後離職。他於1920年代加入抨擊總督府的文化協會成為會員，後來因此入獄七個月，出獄後配藥販售謀生，同時仍積極參與反政府的活動，成為共產黨外圍的積極份子。

　由於政府的打壓而生活不易，且妻子訴請離婚，他於1934年偷渡到中國尋求更好的發展，但「日本國籍台灣人」的身份讓他在中國命運乖舛。他先在廈門當西醫，生活漸上軌道，卻因為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國民黨政府開始抓日本國籍的臺灣人，他被迫逃到鼓浪嶼，他想辦法將國籍改為中國後，回到厦門。後來日軍到厦門後，發現他是台灣轉中國籍的是日本人，他又被迫逃亡。李媽兜經介紹而加入李友邦的「臺灣義勇隊」，從事對抗日本的政治工作。日本戰敗後李媽兜返台，但後工作一直不順，1946年中期，他開始為中共發展在台南地區的組織。[2]

　1947年二月，李媽兜在台南市區發展出初步的組織網，李武昌在此時經加入組織。[3]當時在省立台南工學院就讀的學生李武昌（彌陀人）、林來安、江明洋、鄭順隆等人加入了李媽兜領導的「台南工作委員會」。二二八事件於三月初擴及到台南，李媽兜與李武昌等人在台南散發文宣，前往麻豆鄉公所要接收武器但無所獲。二二八事件後，李武昌由於被當局釘上，而從省立工學院退學。[4]

　二二八事件後，台灣人普遍對時局不滿，讓共產黨勢力急速擴張。台南工委會此時改組，李媽兜任書記，李武昌與鄭海樹為委員。1948年六月，李媽兜與李武昌做為台灣共產黨組織的代表，到香港參加「香港會議」，回台後依會議結論開始發展在地組織。[5]

李媽兜在大岡山的經營

　「香港會議」回台後，李媽兜負責台南及周邊地區的發展，李武昌則回到彌陀發展組織，在李媽兜的協助下，他們在大岡山地區發展出四個支部，「彌陀鄉支部」、「橋子頭糖廠支部」、「鹽田埕支部」、「高雄煉油廠支部」。「彌陀鄉支部」由蘇文安擔任書記，黃文陸、林紹華、李文興為委員；「橋子頭糖廠支部」書記為李東鍊，林益三、許暢為委員；「鹽田埕支部」書記是張崑泰，「高雄煉油廠支部」書記是許開傳，委員有周清連與簡開用。[6]李媽兜在大岡山區除了李武昌系統為主之外，還有橋頭林益三的糖廠，以及許開傳的楠梓煉油廠兩個系統。

　李媽兜在大岡山區活動時，都以腳踏車為交通工具，經由阿蓮到此區，約每隔六至八周會到此地區指導。他主要住在彌陀蘇文安家中，多在上午十時許抵達，用完午餐後與張崑泰在本洲橋（前洲橋？）會合，然後再到橋頭糖廠工人宿舍及橋仔頭附近活動。[7]

貳、李武昌案與涉案的彌陀人

　李武昌是彌陀鹽埕人，父親李坎務農，母親蔡真為助產士，時常接濟貧困村民。蔡真對子女教育甚嚴，四個兒子中，老大李嚴為漢藥醫師，李順法、李修都是公學校高等科畢業，兩人於日治時期就在高雄市經營西藥事業，頗有成績。

　李武昌（1919-1952）是四兄弟中年紀最小的，戰前到日本讀書，畢業於日本大阪專門學校採礦科，戰後返台，進入「臺灣省立工學院」（今國立成功大學）就讀。[8]後來參加中共的地下組織，與李媽兜熟識，李武昌涉入頗深，從他與李媽兜代表出席「香港會議」就可理解。

　李武昌以蘇文安、李東鍊、張昆泰、林昆烈等四人為幹部，經由他們在彌陀及岡山發展了許多組織。李武昌可能也有意吸收更年輕的人加入，如吳水燈就表示，他在1947年到1949年間，與李武昌有所往來，但李武昌並未跟他提及加入組織的事。[9]

　蘇文安是彌陀鄉合作社的幹事，以結拜兄弟、討論三七五減租等名義及方式，「招收」了蔡福泉、林紹華、李裁、李金城、吳榮泰、楊振南、黃文隆、張水波、陳媽典、黃文陸、李文興等人。[10]其中的蔡福泉是台灣工礦公司岡山機械廠員工，他吸收梁輝、蔣連芳、馬昆泰，以及陳朝山、黃鴛（黃新贊）、蔣德福、王坤贏、黃祈德、陳清泉、蔡定棟、朱尚、何阿老、莊丁泮等同事加入。林紹華介紹黃文陸加入，黃文陸吸收了曾明達及王成家兩人。[11]

　張崑泰為「鹽田埕支部書記」，介紹陳見、張駕、張水波加入，並另組佃農互助會，吸收會員張碖、陳奢等兩百餘人，主要推動反抗三七五減租的運動。[12]

　林昆烈是岡山嘉興里人，是岡山文明堂印刷廠的員工，直屬李武昌，負責印刷宣傳資料及講義。[13]

　李東鍊是彌陀人，是李凱南的堂兄，日治時期曾到中國參加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，李東鍊的妻子是廣東人，住在糖廠，他回台後，經由劉森田的介紹，到岡山國小教書。[14]李東鍊於1950年9月加入，吸收了橋頭五里林國小的劉森田校長及李榮源教務主任參加。[15]

　在這段發展期間，據蘇文安口供指出，李媽兜大概每隔六到八周會到岡山區指導，與幹部分別開會，停留約一週後離去。李媽兜經常在大岡山區的岡山、彌陀、阿蓮、橋頭糖廠等地活動。[16]

　李武昌後來被捕時，要求特務放過其他的人，但仍有16人因此案而被判死刑。據說死前他的指甲全被拔光，渾身是血，體無完膚。[17]

　岡山區的組織，在1951年5月19日，由於被李東鍊被捕而破獲，被稱之為「橋仔頭匪諜案」。[18]劉森田與李榮源在兩天後於學校被捕，[19]蘇文安於6日被捕。[20]

李武昌與兩位兄長皆被判死刑

　李武昌父母生了四個兒子，除最大的李嚴以外，有三位兒子都被捲入白色恐怖的風暴中，李順法與李武昌被判死刑，李修被囚15年。

　李順法（1909.6.18- 1954.8.24）是因為資助涉及「鹿窟事件」的同鄉陳本江，而被判刑15年，但案子送到蔣介石手上，被改判死刑。

　李順法是藥劑師，曾在高雄開設太乙製藥廠，並在高雄市有五層樓的房子。[21]呂赫若於1949年初與彌陀人陳本江合資創辦「大安印刷所」時，有兩位富人贊助資金，一位是媒礦業巨富劉明，一位是陳本江的同鄉，彌陀富商李順法。此印刷廠主要工作是印製中共地下黨的文宣《光明報》等。但是在同年秋季，《光明報》就被破獲，於是陳本江（本名陳大川）與他的弟弟陳通和逃到匪鹿窟組織「武裝基地」。[22]陳本江以信件向李順法及其弟李修要求金錢支援，李順法及李修二人自1950年至1951年冬季，先後連續6次，金援鹿窟武裝地共計新台幣1萬3千多元。李順法除供給金錢，也曾提供收音機、盤尼西林2瓶等物資。[23]李順法原本判刑15年，呈報到蔣介石手上，蔣批示「應依最高刑重判」，改判死刑。[24]

　李修（1916-1968）是由於資助李媽兜而被判刑15年。李修是日治時代台中以南最大西葯商，也是留日的知識份子。[25]他經由李武昌的介紹而認識李媽兜，李修自1950年2月至1952年1月，先後資助了李媽兜13000多元，[26]據李媽兜的自白書，李媽兜曾於1951年10月間，到李修開設於高雄市銀座街的「太星葯房」，他向李修表示要離開，需要資金，李修給了他伍仟元台幣。[27]

　國中時期與李武昌為好友的岡山人吳水燈表示，他在1952年被捕後送到高雄警察局，每到午夜就被憲兵送到高雄市南興橋過去的三角樓地方，即李修的家。[28]李修在1953年5月19日被判刑15年，出獄後不久病逝。[29]

參、橋頭糖廠案

　李媽兜在橋頭楠梓地區發展出兩個在地組織，橋頭糖廠小組，以及高雄煉油廠小組，組織被破獲後，兩位主事者皆出面自首，許多參加的橋頭人與楠梓人被判死刑及有期徒刑。

　白色恐怖案件的判決，經常由於整體案件無法完整破獲，拘捕涉案人時間經常會有落差，以致會發生一個判決包含數個案件的情形。詳細研讀「李武昌等案」，也就是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二○九○號〉的「事實」部份會發現，在被判刑的28人中，有18人屬「李武昌」系統，有10人屬「林益三」系統，他們是林東福、朱新登、蔡水岸、戴秋霖、戴水德、許火樹、張繼宗、李文通、戴順皆、陸金城。

　判決書指出，林益三與林東福、張繼宗、朱新登同一小組，林東福在橋頭糖廠及高雄煉油廠拍攝照片。林益三於1950年8月介紹朱新登加入組織，與許暢、許開傳同一小組，由林益三領導開會。

　朱新登並介紹朋友認識林益三，閱讀《資本主義社會》、《政治運動ABC》、《殖民地政策》、《新人生觀》等書籍。

　蔡水岸在1950年2月經由林益三的介紹加入組織，蔡水岸於1950年10月吸收柳水木，1951年2月吸收方壽鈺及林金助。蔡水岸另外以「豬肉會」的名義吸收邱宗發、鄭登雲、黃子安。在林益三的指示下，蔡水岸還調查有錢人及地主的姓名財產資料，閱讀《政治運動ABC》、《利潤》、《資本主義論》等書。[30]

　戴秋霖、戴水德皆是橋頭白樹村人，同樣於1947年9月，與戴順皆、李文通考取橋頭糖廠的技術訓練班。林益三在1950年12月吸收戴秋霖，戴秋霖吸收戴順皆、李文通，他們在林益三的領導下開會，閱讀《日人統治》及《故鄉》等書籍。

　林東福在1950年12月以「豬肉會」的名義吸收戴水德，戴水德在1951年2月正式加入共產黨，並於1950年7、8月間，介紹許火樹加入「豬肉會」組織。許火樹在1950年12月正式加入共產黨，並介紹朋友加入組織。

　林益三於1948年夏天吸收張耀宗，張與林東福、許暢、蔡水岸同一小組，林益三擔任領導，張有參加會議十餘次，討論時局，並閱讀《青年修養》、《經濟學》等書。

　李文通與戴順皆兩人是橋頭白樹人，戴秋霖於1951年3月吸收他們加入組織，與林益三、戴順皆一組。

　橋頭五里林人陸金城在1950年8月，接受朱新登的「教育」。雖知道朱新登是共產黨，但卻沒有檢舉朱。

　「何阿老等叛亂案」的陳鴻星，透過蔡水岸介紹，於1950年冬天加入林益三的「豬肉會」組織，並繳交年費。「黃啟明等叛亂案」的黃啟明於1950年6月在友人家中遇到林益三，林益三請示李東鍊後，林益三吸收黃啟明，黃啟明曾意圖吸收友人加入，沒有成功。

　林益三自首的時間應是在1951年10月以前，跟許開傳自首的時間差不多。[31]

　總計由林益三及其幹部所吸收並被判刑的成員有18人，其中有8人被判死刑。

　林益三是橋頭五里林望族陸季盈的妻舅。林益三後來搬到岡山嘉興里，曾擔任第4、5屆岡山鎮民代表（1953.3-1958.5）。

肆、高雄煉油廠案

　　前文曾指出，李媽兜在大岡山地區發展出四個支部，其中，「高雄煉油廠支部」的書記是許開傳，委員有周清連與簡開用。[32]依據〈台灣省保安司部部判決(41)安潔字第○七六九號〉的內容，在1950年10月，許開傳招收了周清連、簡開用、張文興等人加入組織。

　到了1951年2月，他們在張文興家中設立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高雄煉油廠支部」，許開傳為書記，周清運為組織幹事，簡開用為宣傳幹事。到了同年4月，他們以「豬肉會」的名義，吸收許文治、許上明、方豆埔、戴金豆、林森田、蔡清山等高雄煉油廠的同事，以及高雄水泥廠員工鄭清標，許文治又吸收同事周明鴻。他們各自參加了數次的「豬肉會」的會議，會議中曾表示「豬肉會為匪幫組織」，「那邊（指匪幫）來台後工人生活將改善」。

　同屬大岡山地區李武昌系統的劉森田校長及李榮源於5月21被捕，高雄煉油廠支部於同年6月1日被破獲，[33]李武昌於7月中被捕，許開傳於1951年10月自首。許開傳表示，同年5月19日「橋仔頭匪諜案被破獲」時（同日李東鍊被捕），他人正投宿張文興家，張文興將他喚醒要他躲藏，許開傳在此後就四處逃匿，有時密宿張文興宅。[34]

　本案的許開傳、周清連、簡開用、張文興、許文治、許上明、方豆埔、戴金豆、林森田、周明鴻、蔡清山、王萬川等人，皆為高雄煉油廠的員工，鄭清標為高雄水泥廠的工人。

　涉案12位被判有罪的人之中，簡開用、張文興（橋頭甲圍人）、許文治、戴金豆等人，為高雄縣橋頭人。

　本案在四月下旬的判決中，原本只有四位（周清連、簡開用、張文興、許文治）被判死刑，但交到當時的總統蔣介石手上後，蔣介石指示，「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，一律改處死刑」，於是許上明、鄭清標、方豆埔、戴金豆等四人被改判死刑。

　許開傳後來曾擔任岡山鎮大戲院經理，後續主要在高雄地區的電影院事業發展，曾經擔任高雄縣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第10屆、11屆理事長，經營大樹的「昌樂大戲院」，擔任過大樹國小家長會長（1978-1979），高雄縣商業會第13、14、15屆常務理事（1982-1992）。[35]

簡開用事蹟

　在整理本文時，筆者發現有橋頭糖廠案及高雄煉油廠案有許多姓「戴」的民眾，筆者2017年初探訪曾任農委會副主委的戴振耀，確認這些人都是與戴振耀一樣，出身橋頭白樹。戴振耀還帶我去拜訪他的鄰居簡永一，是簡開用先生的子嗣。

　簡永一先生表示，他父親是大寮人，相當的聰明，在戰後初期考進高雄煉油廠，於是搬來妻子住的橋頭定居。後來因高雄煉油廠案被捕，已生了簡永一的妻子正懷孕中，去探獄時帶著她抱著小孩的相片給簡開用。雖然四處求情，但簡開用仍被判死刑。簡開用的妻子後來改嫁，兩個小孩在外公家長大，受盡人情冷暖的磨鍊。簡永一先生後來考進第一銀行，在高雄各個分行間上班，後來在擔任路竹第一行銀經理時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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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共的特務活動》（台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，1983）頁333-334。

[2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38-140。

[3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57。陳文山的身份有彌陀人與台南人兩種說法。依〈政治受難者資料庫〉，台南人陳文山於1947年參加228事件，收藏李媽兜交予之彈藥，事件結束後陳文山畏罪逃匿各地，化名黃海，偽造高雄縣國民身分證使用，被判刑十年。後來陳文山又被發現在李媽兜介紹他參加組織後，吸收盧老得、郭來富等人，並成立支部從事叛亂工作，改判死刑。許雪姬主編，《獄外之囚－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（上）》（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5），頁354。

[4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42-143。

[5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47-148。

[6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64。

[7] 歐素瑛編輯，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：李媽兜案史料彙編》（臺北縣新店市：國史館；臺北市：文建會，2008），頁67-69。

[8] 藍博洲，《高雄縣二二八暨五○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》（高雄縣鳳山市：高縣府，1997），頁216。

[9] 簡萬坤等編，《走過長夜－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﹝輯三﹞：喚不回的青春》（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），頁100-101。

[10] 謝南陽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《政治標記，白色夢靨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202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二○九○號。

[11] 〈蔡福泉等案〉〈何阿老等案〉

[12] 謝南陽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《政治標記，白色夢靨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202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二○九○號。

[13] 劉厝里劉福助先生口述。

[14] 劉厝里劉福助先生口述。

[15] 謝南陽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《政治標記，白色夢靨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202。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（41）安潔字第二○九○號。

[16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53。

[17] 孫康宜，《走出白色恐怖》（增訂版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2），頁113-114。

[18] 謝南陽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《政治標記，白色夢靨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234-235。

[19] 李中採訪，〈李榮源先生訪談記錄〉，2014年9月19日。

[20] 歐素瑛，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—李媽兜案史料彙編》（台北市：國史館，2008），頁175。

[21] 〈政治受難者家屬 今要求政府還產〉自由時報，2011-03-07。

[22] 孫康宜，《走出白色恐怖》（增訂版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2），頁112-114。

[23] 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2818。後來陳本江與陳通和都自首。

[24] 陳英泰，《回憶－見證白色恐怖（下冊）》（台北市：唐山，2005），頁662。

[25] 孫康宜，《走出白色恐怖》（增訂版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2），頁114。

[26] 李敖審定，〈匪李義成等叛亂案〉《安全局機密文件--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冊》（台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138-139。

[27] 歐素瑛，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—李媽兜案史料彙編》（台北市：國史館，2008），頁189-190。

[28] 簡萬坤等編，《走過長夜－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﹝輯三﹞：喚不回的青春》（台北市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），頁103。

[29] 張哲男，〈彌陀鹽埕李氏三星的家書〉http://crh.khm.gov.tw/khstory/StoryDesc.aspx?id=194。   

[30] 陳金柱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，《禁錮的青春，我的夢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128。〈台灣省保安司部部判決(41)安潔字第二二○八號〉。

[31] 「省工委會岡山支部柳水木等案」的後勁人鄭登雲表示，吸收他加入「豬肉會」的鄰居蔡水岸約於1951年4、5月間被捕，但他並未被蔡水岸供出來。鄭登雲直到1951年10月31日才被捕，原因是林益三出來自首。陳金柱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，《禁錮的青春，我的夢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129。

[32] 歐素瑛，〈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--以李媽兜案為例〉《臺灣史研究》15卷2期（2008），頁164。

[33] 歐素瑛，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—李媽兜案史料彙編》（台北市：國史館，2008），頁68。

[34] 謝南陽等口述，黃旭初主編《政治標記，白色夢靨：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》（高雄市：高市史博館），頁228-235。〈台灣省保安司部部判決(41)安潔字第○七六九號〉。

[35] 吳尊仁主編，《高雄縣商業會慶祝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》（高雄縣鳳山市：高雄縣商業會，1998）。